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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到晚清，二千余年，中国的封建时代虽然经历了数十个王朝，数百个皇帝，但社会的性质和风气，却老是像铁板一块，难得有所改变。贵者生即贵，贱者生即贱，不平等，不自由，长夜漫漫，人们仰望星空，却只有一弯冷月，几粒疏星，难得将这长夜照亮。
皇帝不可期。
清官只是凤毛鳞角。
隐士山人不关世事、不问疾苦。
佛道神仙看破红尘，自管自个儿消遥。
……
侠，横空出世——不是官而敢操生杀、不是隐而不仕朝廷，不是仙佛而节义过人、功力超人……
侠的行为，虽然时时不免矫枉过正，而又正是这一种大开大合的湖海豪气，更加激起血性少年的任侠豪情，回荡澎湃，傲然夭地。“侠义”两个字，因此更加大放光漱芒。
自由，在历史上造就了侠的光芒，多侠惯得无拘检，又持长铗过谢桥；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行剑攻杀，快意恩仇，是自由；横行长街，剧饮豪赌，是自由；藐视名利，放歌山林，是自由；翩然归去，浪迹天涯，也是自由。侠义为大众广泛想往，却又不是人人皆可为之，侠义的理想，便汇流而成为一种绵延千年而不断不散、愈烈愈浓的、理想和梦幻的侠文化。
两千两百年前的荆轲，以一己之躯，孤身犯险，深入不测之强秦，意图生劫秦王，解救燕国于水火。荆轲虽身死，但名垂千古。他的所言所行究竟该如何评判，又是否称得上这一“侠”字？请同学们联系文本、事件背景，结合人物性格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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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来读梁启超著《谭嗣同传》，百代之下，读其文，感受其人格、道德、文章，尤感动不已。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当年司马迁游历曲阜，朝拜孔子的心情是一样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传，不管历经沧桑，度尽劫波，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都是如此，从古人的精神中去汲取素养，以“情操厉冰雪，赤手搏龙蛇”，去面对民族、国家以及人生的一切厄运和挑战。
司马迁、谭嗣同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的文章，却流传千古，炳彪史册，以昭示后人，塑造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古之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什么是倜傥？倜傥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和永恒。鲁迅说“中国一直少失败的英雄”，我看不尽然，今天，读《史记》，学《杜诗》，就是要感受先泽之遗风，相反，我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失败的英雄的传统，如荆轲者、如项羽者，近人如谭嗣同者，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可以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就有一手仗剑，一手握笔，写尽胸中志气，扫除天下不平之传统，因此韩非在《五蠹》中这样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他看来，儒生与侠客一样，都是政府的敌对分子，都是影响君主的集权统治的，因为他们都代表着社会的良心，都肩负着为民请命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武侠？“武”是体格上的强健，“侠”是什么？侠是舍己为人，是轻生赴死，是为国为民，是侠之大者，是精神上的强健。很难想象，一个体格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可以有民胞物与之胸襟，内圣外王之雅量。正如李白所言“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始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何等的器量，何等的伟岸！
二
在中国早期的文史典籍中，比较成熟的塑造武侠形象的，首推《史记》，《史记》与其说是一部史学作品，勿宁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史记》取材大多来自于司马迁实地的道听途说，因时隔久远，很多素材都无法考证，从《史记》开始，中国的史学作品才开始人文化、人本化，首次将“人”从国家、民族、朝廷中独立出来，很多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个性丰满，贴近人性。
《史记》中塑造了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荆轲，“荆轲刺秦王”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人对荆轲其人其事存在着误区。荆轲其人不仅是一位刺客，而且是一个读书人。荆轲其事不是简单的、恐怖的、血腥的历史画卷的再现，而是荆轲思想、人格、心灵的外化。
“荆轲者，卫人也。好读书击剑。荆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荆轲是卫国人，卫国是一个小国，在今黄河以北，河南一带，因实力弱小，在诸侯兼并战争中，朝不保夕，只能依附于大国存在。荆轲喜欢读书，是一个有学问修养的知识分子，可惜在《史记》中没有说荆轲读什么书，治什么学，并且如后世祖逖一样“闻鸡起舞”，击剑练习武艺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可见其精神和体魄都是很强健的，不存在什么心理问题。他早期唯一的政治实践活动就是上书卫元君，上书内容不得而知，可能是一些有关于变法以富国强兵之道。卫元君不用，使他的理想受挫，于是流落江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28岁时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物尽其利，地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的主张，可惜李鸿章没有采纳，孙中山合法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道路被割阻，从此以后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风险之旅。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才俊豪杰之士，要出人头地，但是在“人治”社会中，进身之阶被贵族所垄断，缺乏一条让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渠道，“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便很可能演变为政府的对抗力量，如黄巢、宋江、洪秀全者。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之，遂不复回。”
风雨如晦，壮志难酬，荆轲从自己的家园黯然离去，取道北上，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会想到什么呢？“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虎落阳平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这时，如牛二一般的泼皮无赖鲁句践出现了，与荆轲寻衅抢道，并且表现出一幅“怒而叱之”的丑恶嘴脸，荆轲的策略是不触其锋，“嘿而逃之”，算鲁句践走运，没有碰上杨志。一个“嘿”字传神的表现出了荆轲的镇定从容，不以小事为重的风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荆轲心理素质的强大。这个故事有点象韩信忍“胯下之辱”，英雄总是有超常的忍耐力，总是能够控制自己。
“荆轲既已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燕市中相乐也，对而相泣，旁若无人。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侠，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这一段文字对荆轲的性格刻画得更为鲜明，深层次的反映了荆轲不同于常人对于人生真相看破的悲剧意识，淋漓尽致的为荆轲走上不归之路的结局作了铺垫。荆轲由赵国去了燕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隐隐于市”，“仗义每多屠狗辈”，荆轲在市井中与屠狗辈为伍，与一位名叫高渐离的艺术人才很是交好，文中对高渐离着墨不多，也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杰，二人酒醉之后，在闹市中相对而哭，旁若无人，己达到癫狂的地步，能做到如此境界者自古以来有几人者？如阮籍，也无非是载酒架车而行，至歧路亡羊处一人而哭。艺术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而酒是人生悲剧意识的外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人侠客嗜酒者多矣！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古来对荆轲赞赏者多矣！其主要原因是荆轲不仅仅是刺客，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对人生的悲凉有清醒意识、有较高修养的侠客。文人对荆轲的推崇备至，其实正迎合了我们每一个文人心中的侠士梦。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易水是河北的一条河流，从此以后因荆轲孤险犯难入虎狼之强秦在此作别而赋予其人文内涵而名扬天下，千年之后有女词人李清照作词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自古以来，写作别诗词者无数，有李白者“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有柳永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有张生别莺莺“碧云天，黄花地，晓来霜染秋林醉，总是离人泪。”有***别杨开慧“照残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无一人可以比荆轲作别写得更为悲壮，更为突破自我之藩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突兀之极而沉郁顿挫。沉郁是悲剧意识的觉醒，顿挫是悲剧意识的超越。人，百代之过客，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要面对死亡，司马迁借荆轲之口，唱尽千古悲歌，道尽人生只出售单程旅票之真相，荆轲所面对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大自然的淘汰法则即死亡。
至此，荆轲人生悲剧性命运已经演绎到了极致，后来的“刺秦”一幕只是为前者张目。我们回首荆轲的心路历程，胸怀大志，沉着冷静，但是屡遭挫折，荆轲的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的书生意气、侠义性格，外表冷漠而内心狂热，属于双重人格之士。“刺秦”超越了荆轲人生的小天地，实现了一个浩然之气充塞宇宙八荒的大写的“我”。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苍白的语言难以道尽荆轲灵魂的高贵。
三
诗情是哲理之花，哲理是诗情之根。人只有把诗情和哲理完美结合，才可以行水流云、天马行空的栖居。《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来书写历史，阐透了人生的永恒哲理。
历史是客观的，但是书写历史者却是主观的。历史现实主义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虚无主义是“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没有历史现实主义，就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历史。没有历史虚无主义，就不可能穿透历史的境界。
一切政治人物包括那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是政治人物，其基本特征之一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一切政治人物都不过是研史者的过眼烟云，研史者冷冷的看着他们幻灯式的过场。
同时，研史者还需要第三只眼睛，看透历史背后的历史，而不是被假象所迷惑。
四
一场发生于19世纪末农历戊戌年的维新运动为什么没有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反而在慈禧太后的屠刀下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为什么一开始支持变法，后来却首鼠两端，判若两人，我们一直以来对戊戌变法夭折的原因分析得都相当的肤浅，中国的变法为什么败多胜少，很少有人拓宽视野，深层次的从变法的主体参与者的性格与策略来作中肯的评价。康有为，南海先生显得象一个拙劣的政客，热衷于名禄。梁启超更象个政论家，笔走龙蛇，纵横摆阖，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谭嗣同却是一个如荆轲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殉道者。
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变法者性格决定变法命运。我们总是教条的从内因、外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根本原因去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却很少反思我们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如此以往，中国的民族复兴永远是一个聊以***的梦！
“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如果说湖南儿女在中国古代史所占地位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比重不大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则是一部潇湘子弟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不息的历史。
“大军西征人未还，潇湘子弟满天下。
新栽杨柳千万条，赢得春风度玉门。”
从“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成为潮流后，湖南在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都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新思想萌发中的魏源，收拾洪杨之役以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自居且迈出中国近代化第一步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清末民初革命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中共之***、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榕基。
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奋发蹈厉，激昂慷慨的潇湘历史人物，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幅怎样的画卷。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与时势是互动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错误的认识论。
五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作于1896年《马关条约》签定第二年，谭嗣同有感于国事日非，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挥笔写就，表现出谭嗣同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读之催人泪下。优秀的作品总是可以深入读者的内心，使读者达到内心的共鸣。
我们看一下梁启超的回忆录，对谭嗣同的一生的记录和性格的刻画。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威，屡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省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四方之志也。”
谭嗣同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为湖北巡抚，位高权重，“家富小儿骄”，然而谭嗣同却未沾染纨绔子弟习气，可谓异数。经历坎坷，母亲早亡，却未曾颓废沉沦下去或对世界充满仇恨乖戾之性格。不幸对于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于强者来说却是一块垫脚石。“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幼年的艰难反而培养了谭嗣同深沉坚韧的性格。谭嗣同博览群书，倜傥潇洒，做人做事豪放豁达，精神和体格都很强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四方，善读无字之书，符合成大事者的心路轨迹。
潇湘文化，近代以来受王夫之船山先生影响深远。王船山，明亡之后，隐居衡阳，以著述传道为己任，其学说以“经世致用”为特点，不尚空谈，注重实践。潇湘人物，近代以来，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王船山功不可没。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乎。海内有志之士，睹其风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也。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门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学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一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虔诚的向西方英美学习，全盘西化，国力蒸蒸日上，在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举击败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至于说为什么日本以弹丸之地，可以称雄亚太，直逼欧美诸国，则实依赖于民族性格的团结、好学、勤奋、秩序。而中国却象一位没有青春朝气的暮年老人，一盘散沙，唯有建国以后，在毛执政期间，空前的有着极强的凝聚力，然而却大搞“窝里斗”，失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就是这样，没有敌人时，自己与自己斗，有了敌人时，作鸟兽散，一窝蜂去当汉奸了。
关于中国人自汉唐以来，萎靡不振，为什么在历史上屡受外族入侵，而生灵涂炭，关河沦陷，从蒙古铁骑、满族八旗、特别是倭寇以微弱的兵力势如破竹，席卷中原。倭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是中华民族国民精神倒退颓废甚至于“阉割”的标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1945年直到现在，全民还从来没有认真的反省发思过。爱国不是简单的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在网上唾沫星四溢的口诛笔伐。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更要爱我们的敌人，只有爱我们的敌人，我们才可以学习他们，超越他们。在这一点上，日本却比我们优秀的多，从“大化革新”向唐帝国学习到“明治维新”向英美学习，每一次都可以彻底的放弃自我，而我们的学习却是“叶公好龙”，不是从深层次的学习文化制度的东西，反而一面享受着人家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一面又标榜着我们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和伟大进步。反观如今，诚信的丧失是中华民族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会被社会所淘汰，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会怎么样呢？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此时国内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振作起来，挽救时局之危亡。谭嗣同以康有为私淑弟子自居，学问大进，成立学会，以学术促进政治之发展。
世之英雄，必有其过人之处，必有其人格学问的特殊性。不唯有志，而且有才。方可经纶大本，勇猛精进。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其功居多也。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所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恩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闻，仆固所欲闻也。”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风云突变，“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谭嗣同孤注一掷鼓动袁世凯发动政变而造访法华寺，我们可以从二人的对话中管窥到他们性格心理策略的激烈交锋。袁世凯奸雄本色，“正色厉声”、“笑而不言”、“怒目视曰”，翻云覆雨，变化无常，集古今权变之大成。谭嗣同书生意气，对时局的走向和应对的办法显然缺乏筹划，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这也暴露了自古以来书生从政的悲剧性结局，一是眼孔太高，二是操之过急，三是用人偏激，四是缺乏经验，四者有一弱点则为致命性，何况书生先天性具有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这些毛病。
“至初六日变（戊戌政变）遂发，时余（指梁启超）方造君寓，君从容语余曰：“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千古艰难唯一死”。佛家讲人生有七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生，活着，生命的存在着就有矛盾，所以生是一种痛苦。老，疾病缠身，孤苦伶仃，形影相吊，无依无靠，贫病交加，是一种痛苦。病，高血压、糖尿病、物质和精神都遭受沉重打击，是一种痛苦。死，也许并不恐惧，可怕的正是恐惧本身，黄泉路上无老小，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痛苦不痛苦。求不得，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都有成功的欲望，都有爱的欲望，当欲望不能满足时，自然会产生痛苦。怨憎会，自己不愿意见到的人却如影随形伴随你的左右，比如阴错阳差的婚姻，你说痛苦不痛苦。爱别离，与自己血缘或关系上亲近的人生离死别，从此远隔天涯，阴阳相阻如参商，也是一种痛苦。谭嗣同本来是有机会如康、梁逃亡海外的，但是他舍身求法，舍生取义，超越了痛苦，我们说人生而是高贵的，就是说人可以超越自我。“男儿到死心如铁”，“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坦然的选择了死亡，真正实践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玄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谭君，伟哉！
“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变。”
谭嗣同这首绝命诗写得回肠荡气，情怀激烈。百余年来，作为著名的爱国诗篇，传诵不已，感染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诗的前两句，表达了谭嗣同对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的战友康、梁的思念，希望他们度过险情，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张俭，另一个是杜根，这二者都是东汉人，因反对当权派，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
诗的后两句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他与战友之间的肝胆相照。面对死亡，他仰天大笑，从容就戮，这是何等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六
很难想象，荆轲与谭嗣同在死之前，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毕竟是人的本能。然而，司马迁笔下的荆轲与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超越了这种痛苦，因此他们是伟大的，他们的死具有永恒的价值。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生死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价值观，而最终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和进程。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荆轲与谭嗣同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们不屈从于任何外来或内心的压力，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心灵的外化。
荆轲、谭嗣同的人生结局是悲剧，“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去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也是一场悲剧，一切历史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探求人的悲剧和超越，没有悲剧，也就没有超越，也就没有伟大。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撕裂让人看。很多文学著作和文学名篇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意识精神。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红楼梦》、《出师表》。
喜剧虽也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谁也愿意看到，人心毕竟是向善的，但那揭示不了命运的荒谬和人生的真相。只有悲剧，只有铭心刻骨的悲剧，才能在人的心中留下痕迹。只有悲剧，才可以促使人们去思索许多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比如个人于民族的定位问题、每个人灵魂的孤独、因欲望不能满足产生的痛苦、惧怕死亡而恐惧。这些问题都是与生俱来，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而必须面对的。也只有悲剧才能给人以悲壮意义上的美的感受，才能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人，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才可以称其为人。
荆轲、谭嗣同的悲剧，揭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苦苦挣扎饱受煎熬的灵魂和其凄婉悲壮的普遍命运，揭示了那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要比常人要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些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荆轲、谭嗣同是这样，杜甫、苏轼是这样，梁漱溟、彭德怀也是这样，他们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在传承着中华五千年的思想文化，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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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剑和酒的江湖。
最早的侠，是墨子。最先的武林，源于他所创的墨家。韩非子说，当时唯一能和儒教分庭抗礼的 不是老子的道家，也不是申布害、韩非的法家，而是墨翟的墨家。
儒走向了庙堂，墨走向了江湖。
墨子时代的侠都要做到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赴火踏刀，死不旋踵”。墨子本人就曾为了阻止强楚吞宋而“行十日十夜至于郢”。这时的江湖，略有金庸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风。
墨侠的精神，不仅潜移默化在历代农民起义中，而且在中国下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重然诺、行兼爱、讲意气、轻生死。这正是后来江湖行为的准则。这时候的侠义，就是顺天、利民！
在庄子眼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是强盗，孟尝君和盗跖一样：盗跖还算盗亦有道，孟尝君却用软刀子掠夺百姓。真正的侠，是调和天下的圣人（见《说剑篇》）。----他的要求似乎太高了些。
侠毕竟是人。到了战国，士阶层出现后，侠义开始与节操合流-----墨与儒联姻了----侠有了义和忠两重内涵。
晋灵公十四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刺客出场了。他叫鉏麑，任务是去刺杀大臣赵盾（戏曲《赵氏孤儿》中孤儿之祖）。鉏麑凌晨潜入赵府，看到赵盾“闺门开，居处节”，一时犹疑不决：以为杀民臣不义，弃君命不忠。在艰难的忠义选择中，他触槐而死。与他同时代的灵辄，为了报答昔日一饭之恩，反戈救主。在忠义之外，之恩图报成了最强烈的江湖原则。
忠与义在贬值----侠义逐渐由社会化退向了个人化。一旦恩遇成为行侠的理由，侠的内涵就收缩退化成个体志愿。
让我们看看这种转变吧：
《史记 刺客列传》说道，鲁国的曹沫，为鲁将，三败於齐，割地求和。会上曹沫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令还失地。得愿后投匕首，下坛就位，颜色不变----他还坚守着古老的信义原则，不仅对自己，也对敌人。而齐桓公，更是表现出惊人的风范，临危不乱，脱险不违约----那个时代
侠客做得潇洒，连对手也是光明磊落的。
齐鲁会盟之后的167年，专诸带着他那柄天下闻名的鱼肠剑来了。专诸不是勇猛之士，传说干瘦得迎风即倒。他卷入了一场宫廷风波——侠的活动舞台不定期在江湖与庙堂之间。更加奇特的是当这样一个弱质的刺客刺中王僚之后，王僚居然叹了口气，说：壮士。然后放他走了。史记将故事改为“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相比之下，我宁可想信前者，侠本应该干得惊天动地，这样，使侠的事业本身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和悲壮精神。
再七十年后的豫让，陷入的是一场是非难分的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可能算作是和一个失败的英雄。他不能在忠义之间象鉏麑一样做出明确的选择，他更没有完成做为刺客的使命。他为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卖命。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杀赵君，赵君再擒再放，这就使豫让本身的行为带有些无赖的性质了，但他坚韧地保持了那种不舍不甘的精神。不惜付出漆身吞炭的痛苦代价。就侠，尤其是刺客的职业精神而言。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他说出那句天下皆尺的准则时，他的个体人格力量已在锤炼之后近乎完美。他说：“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一句话，就定下了今后江湖中刺客行当的规范。
四十年后，侠和刺客们已重新从深宫内苑走回了市井之间，选择了俗世卑下职业了。例如其中有名的聂政，就是一个杀猪的。其实当时市井间杀猪屠狗之辈，引车卖浆者流，都藏丰很多大侠刺客。聂政并不寂寞，至少还有个手持大锤的朱亥做同行，还有薛公毛公之流的高人（事见《魏公子列传》）不过当时刺客行为越来越隐蔽。以致聂政成事之后，不得不自刺面皮，国人莫辩。然后一位刚强的女性又出现了，聂荣抱尸而哭。这一哭不仅大惊市人，晋楚齐卫都为这一对兄妹感到悲哀。
士为知已，谁是知已？那些知已不过是一顿酒肉之后让你去送死的人。刺客们越来越不信任别人，往往一个朋友，还要考验很久。
刺客也罢，侠也罢。他们毕竟是意气的。有人比他们更能等待。那些就是他们的雇主们。
因为有主雇，世界上才有刺客。
刺是他们的行为，客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似乎把一生都寄托在漂泊里。因为这个世上，只有弱势的群里需要他们。
刺客们到底怎么啦？
利国利民的时代过去了，除强扶弱的时代过去了，报知遇之恩的时代也过去了，剩下的，难道只是黄白之利与长街拔剑、快意恩仇的匹夫之勇了吗？
刺客们似乎也明白这种堕落，于是由官府逃到民间由庙堂退入江湖中隐蔽起来。——然而，只要有主雇，他们无所逃于天地间。
最悲壮激昂的故事是荆柯刺秦。可是无论是《史记》还是古小说《燕丹子》，都是说”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而“以顺适其意”。至于“投龟进金”“食马肝”“斩美人手”更看不出太子丹对荆轲有何“知遇之恩”了。不过是“以顺适其意”，当个死士养起来罢了。且当时天下必合之势，太子与荆轲不会不明白。天下利与一人利之间，荆轲选择了后者。
易水之上一曲悲唱，不仅是荆轲命运悲剧的序曲，也是整个刺客职业的挽歌。
“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寡众强弱之别和功败垂成的惋惜使得荆轲故事的悲剧性突出感人。
具有喜剧性的唐睢不辱使命，同样在表现他们的智勇同时，将不明大义，与侥幸的心理表现出来。
倒是几年之后的击筑人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使刺客生涯的尾声闪出了异彩。
遵守古老原则的刺客太少了，翻遍了正史异谭，廖廖无几，独独剩下一个《干将莫邪》中的“黑衣人”
刺客已经死在从江湖到庙堂的途中了，他们的子孙成了“死士”——不诚于心，只诚于剑的一群人。他们从侠的行列中走了出来，走远了。从光明磊落走出去，走向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业。
最初的侠，是与刺客不分的，以到这种形式，到了后世时有发生。有两膀子力气，你可以做刺客，但不至于因此就被认作侠，侠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传》。所以荆轲武艺绝世，也只好屈于刺客行列。
战国的侠不必有权，不必有钱，不必有力，亦不必有大名。故而孟尝君，信陵君是世之大侠，也有朱家郭解这样的土豪也是侠，魏国的老门监侯赢，也是侠。尤其是郭解，据太史公说，他貌不及人，言不足采，可天下之人，皆慕其名，说到侠必定把他当作楷模。
然而，侠也慢慢的变了，那是到了唐代，一方面，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侠的精神越来越难以捉摸。
唐诗中侠的形象，要么是黄须儿，赌马扬鞭，杀人如麻；要么是“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的任侠，更有寄马高楼，眠花问柳之辈。其实使酒骂座，在太史公看来，又不过是像灌夫一样有胆的猛汉罢了。但这在唐代，确实如此——这和所谓的大唐精神是一致的。似乎落拓风流或坦荡潇洒，个人情怀的极大张扬就有侠气了。李白就是个游侠，曾说十五好剑术，酒，月和剑就成了这个浪子侠客的一生。侠在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紧地和酒连在一起了！
在唐人小说 里头，侠大量的出现，一个夜行的和尚武功出神入化，谈吐又超凡脱俗，那自然是侠（《僧侠》）虬髯客呢？千里杀仇，切肝下酒，大好江山，说让就让——磊落过人，也自然是侠。昆仑奴冒矢石，往一品府成就寒门姻缘，也是侠。
自聂荣后，女侠的形象也就成批地出现了，盗盒的红线，下嫁磨镜郎的聂隐娘，巨眼识英雄的红拂……女性的形象突然丰富明朗了起来，市井间，风尘女，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侠都出现了。
这些侠，除了有技之长外，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一种“侠气”和“侠意”，对美好的目标有股天真的顽强的追求精神，这时代的侠，更多的是人民意志的凝结。更加平民化和生活化了。
但，侠这个东西，本身有高洁的志守，一混就俗，一旦平民化生活化了，假侠士就多了。
白万州遇剑客，儒林外史里有名的那个张铁臂，只是混混吃喝罢了，却还煞有介事地糊弄人，严格地说，他们也算侠，可惜……
至于到了有清一代，侠的内涵就复杂了，他们还要想起驱除异族的任务，这和日益没落的侠义精神是相悖的，最初的侠只是明大义；后来的侠是抒个性，现代的侠，是混吃喝。
于是在魏僖的《大铁椎传》中，大铁椎在破晓时分杀人掠货，就有黑吃黑的感觉，而故事本身更有一些鬼气森森的感觉。
这鬼气一开，飞剑之术盛行，流毒更至于清末的还珠楼主与平江不肖生……
生活中的侠呢，成了官了，成了匪了……
侠道途穷，不说也罢了。
【部分回复：窃以为当侠沦为官为匪时就不复为侠了，未必是侠道途穷，我相信，市野中自隐有无数“以武犯禁”之侠之大者，时逢治世，韬光养晦，遭遇不平，当剑气冲云霄，苏兄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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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征伐不已，世不安宁，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朝为公卿，暮填沟壑为寻常事，人人都生活在时刻可能横死的恐怖里。所以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异于常人，异于常时。田光，樊于期等的自刎，除了有古人重名声轻性命的豪侠之举外，也和那时变异的环境特殊的人性有关。刺秦还没有开始，已经死了很多人，举国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怖里，作为主要角色的荆轲其心理压力更非常人所能承受，其行为的乖戾也就不难理解了。
等到太子与宾客在潇潇易水上“白衣冠以送之”，整个“戏剧”到了高潮的华彩段。所有史书中也都是寥寥数十字即烘托出了气氛。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浓墨重彩，真难想象电影在这里如何表现。文字的力量，给人想象的空间实在是别的手段难以比拟的。
荆轲这样的刺客，也就是在乱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卫国人，一个流浪汉，和秦王并无仇恨，燕太子倾其心力和他结交，他才不惜为他卖命。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刺客往往象颗彗星，虽一掠而过，但耀眼的光芒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刺客仗义行侠的事迹屡不绝于书，「唐宋传奇」，「水浒」里都有形形色色的类似人物。荆轲也成了后世诗人的一个熟题，历来褒贬不一。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初暴勇士的形象。其中有句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诗里对荆轲的义举是称赞的。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摧锄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咏荆轲」一脉相承，其含蕴的力量也得力于陶诗。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
不过责备荆轲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为代表，其五古说：“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燕太子妄图以荆轲一己之力，劫秦王来保燕，最终则是秦王一怒而罚燕，亡更速矣！后来东坡在「留侯论」里，对张良遣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其观点和柳子厚相距不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燕丹用荆轲刺秦王的之事批评得更是尖锐。说他“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说荆轲不过是“刺客之靡”“君子盗诸”简直把荆轲和盗贼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太严苛了。不过以劫持和暗杀对付仇人，象聂政那样或可理解，以之对付一个国家，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强秦，实在远非上策。
皇帝不可期。
清官只是凤毛鳞角。
隐士山人不关世事、不问疾苦。
佛道神仙看破红尘，自管自个儿消遥。
……
侠，横空出世——不是官而敢操生杀、不是隐而不仕朝廷，不是仙佛而节义过人、功力超人……
侠的行为，虽然时时不免矫枉过正，而又正是这一种大开大合的湖海豪气，更加激起血性少年的任侠豪情，回荡澎湃，傲然夭地。“侠义”两个字，因此更加大放光漱芒。
自由，在历史上造就了侠的光芒，多侠惯得无拘检，又持长铗过谢桥；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行剑攻杀，快意恩仇，是自由；横行长街，剧饮豪赌，是自由；藐视名利，放歌山林，是自由；翩然归去，浪迹天涯，也是自由。侠义为大众广泛想往，却又不是人人皆可为之，侠义的理想，便汇流而成为一种绵延千年而不断不散、愈烈愈浓的、理想和梦幻的侠文化。
两千两百年前的荆轲，以一己之躯，孤身犯险，深入不测之强秦，意图生劫秦王，解救燕国于水火。荆轲虽身死，但名垂千古。他的所言所行究竟该如何评判，又是否称得上这一“侠”字？请同学们联系文本、事件背景，结合人物性格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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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人侠客梦
一
近来读梁启超著《谭嗣同传》，百代之下，读其文，感受其人格、道德、文章，尤感动不已。古人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如当年司马迁游历曲阜，朝拜孔子的心情是一样的，“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传，不管历经沧桑，度尽劫波，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都是如此，从古人的精神中去汲取素养，以“情操厉冰雪，赤手搏龙蛇”，去面对民族、国家以及人生的一切厄运和挑战。
司马迁、谭嗣同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同他们的文章，却流传千古，炳彪史册，以昭示后人，塑造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古之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什么是倜傥？倜傥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和永恒。鲁迅说“中国一直少失败的英雄”，我看不尽然，今天，读《史记》，学《杜诗》，就是要感受先泽之遗风，相反，我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拜失败的英雄的传统，如荆轲者、如项羽者，近人如谭嗣同者，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可以超越时空而历久弥新。
“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就有一手仗剑，一手握笔，写尽胸中志气，扫除天下不平之传统，因此韩非在《五蠹》中这样写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他看来，儒生与侠客一样，都是政府的敌对分子，都是影响君主的集权统治的，因为他们都代表着社会的良心，都肩负着为民请命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武侠？“武”是体格上的强健，“侠”是什么？侠是舍己为人，是轻生赴死，是为国为民，是侠之大者，是精神上的强健。很难想象，一个体格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可以有民胞物与之胸襟，内圣外王之雅量。正如李白所言“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始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何等的器量，何等的伟岸！
二
在中国早期的文史典籍中，比较成熟的塑造武侠形象的，首推《史记》，《史记》与其说是一部史学作品，勿宁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史记》取材大多来自于司马迁实地的道听途说，因时隔久远，很多素材都无法考证，从《史记》开始，中国的史学作品才开始人文化、人本化，首次将“人”从国家、民族、朝廷中独立出来，很多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个性丰满，贴近人性。
《史记》中塑造了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荆轲，“荆轲刺秦王”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人对荆轲其人其事存在着误区。荆轲其人不仅是一位刺客，而且是一个读书人。荆轲其事不是简单的、恐怖的、血腥的历史画卷的再现，而是荆轲思想、人格、心灵的外化。
“荆轲者，卫人也。好读书击剑。荆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荆轲是卫国人，卫国是一个小国，在今黄河以北，河南一带，因实力弱小，在诸侯兼并战争中，朝不保夕，只能依附于大国存在。荆轲喜欢读书，是一个有学问修养的知识分子，可惜在《史记》中没有说荆轲读什么书，治什么学，并且如后世祖逖一样“闻鸡起舞”，击剑练习武艺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可见其精神和体魄都是很强健的，不存在什么心理问题。他早期唯一的政治实践活动就是上书卫元君，上书内容不得而知，可能是一些有关于变法以富国强兵之道。卫元君不用，使他的理想受挫，于是流落江湖。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28岁时也曾上书李鸿章，提出“物尽其利，地尽其用，货畅其流，人尽其才”的主张，可惜李鸿章没有采纳，孙中山合法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道路被割阻，从此以后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风险之旅。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才俊豪杰之士，要出人头地，但是在“人治”社会中，进身之阶被贵族所垄断，缺乏一条让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渠道，“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便很可能演变为政府的对抗力量，如黄巢、宋江、洪秀全者。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之，遂不复回。”
风雨如晦，壮志难酬，荆轲从自己的家园黯然离去，取道北上，来到赵国的首都邯郸，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中会想到什么呢？“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虎落阳平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这时，如牛二一般的泼皮无赖鲁句践出现了，与荆轲寻衅抢道，并且表现出一幅“怒而叱之”的丑恶嘴脸，荆轲的策略是不触其锋，“嘿而逃之”，算鲁句践走运，没有碰上杨志。一个“嘿”字传神的表现出了荆轲的镇定从容，不以小事为重的风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荆轲心理素质的强大。这个故事有点象韩信忍“胯下之辱”，英雄总是有超常的忍耐力，总是能够控制自己。
“荆轲既已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燕市中相乐也，对而相泣，旁若无人。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侠，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
这一段文字对荆轲的性格刻画得更为鲜明，深层次的反映了荆轲不同于常人对于人生真相看破的悲剧意识，淋漓尽致的为荆轲走上不归之路的结局作了铺垫。荆轲由赵国去了燕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隐隐于市”，“仗义每多屠狗辈”，荆轲在市井中与屠狗辈为伍，与一位名叫高渐离的艺术人才很是交好，文中对高渐离着墨不多，也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人杰，二人酒醉之后，在闹市中相对而哭，旁若无人，己达到癫狂的地步，能做到如此境界者自古以来有几人者？如阮籍，也无非是载酒架车而行，至歧路亡羊处一人而哭。艺术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而酒是人生悲剧意识的外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文人侠客嗜酒者多矣！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古来对荆轲赞赏者多矣！其主要原因是荆轲不仅仅是刺客，更重要的他是一位对人生的悲凉有清醒意识、有较高修养的侠客。文人对荆轲的推崇备至，其实正迎合了我们每一个文人心中的侠士梦。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易水是河北的一条河流，从此以后因荆轲孤险犯难入虎狼之强秦在此作别而赋予其人文内涵而名扬天下，千年之后有女词人李清照作词云“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自古以来，写作别诗词者无数，有李白者“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有柳永者“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有张生别莺莺“碧云天，黄花地，晓来霜染秋林醉，总是离人泪。”有***别杨开慧“照残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但无一人可以比荆轲作别写得更为悲壮，更为突破自我之藩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突兀之极而沉郁顿挫。沉郁是悲剧意识的觉醒，顿挫是悲剧意识的超越。人，百代之过客，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要面对死亡，司马迁借荆轲之口，唱尽千古悲歌，道尽人生只出售单程旅票之真相，荆轲所面对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大自然的淘汰法则即死亡。
至此，荆轲人生悲剧性命运已经演绎到了极致，后来的“刺秦”一幕只是为前者张目。我们回首荆轲的心路历程，胸怀大志，沉着冷静，但是屡遭挫折，荆轲的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的书生意气、侠义性格，外表冷漠而内心狂热，属于双重人格之士。“刺秦”超越了荆轲人生的小天地，实现了一个浩然之气充塞宇宙八荒的大写的“我”。
斯人已逝，长歌当哭，苍白的语言难以道尽荆轲灵魂的高贵。
三
诗情是哲理之花，哲理是诗情之根。人只有把诗情和哲理完美结合，才可以行水流云、天马行空的栖居。《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在于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来书写历史，阐透了人生的永恒哲理。
历史是客观的，但是书写历史者却是主观的。历史现实主义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虚无主义是“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没有历史现实主义，就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历史。没有历史虚无主义，就不可能穿透历史的境界。
一切政治人物包括那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他们之所以是政治人物，其基本特征之一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
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一切政治人物都不过是研史者的过眼烟云，研史者冷冷的看着他们幻灯式的过场。
同时，研史者还需要第三只眼睛，看透历史背后的历史，而不是被假象所迷惑。
四
一场发生于19世纪末农历戊戌年的维新运动为什么没有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反而在慈禧太后的屠刀下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为什么一开始支持变法，后来却首鼠两端，判若两人，我们一直以来对戊戌变法夭折的原因分析得都相当的肤浅，中国的变法为什么败多胜少，很少有人拓宽视野，深层次的从变法的主体参与者的性格与策略来作中肯的评价。康有为，南海先生显得象一个拙劣的政客，热衷于名禄。梁启超更象个政论家，笔走龙蛇，纵横摆阖，下笔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谭嗣同却是一个如荆轲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殉道者。
性格决定命运，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变法者性格决定变法命运。我们总是教条的从内因、外因、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根本原因去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却很少反思我们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如此以往，中国的民族复兴永远是一个聊以***的梦！
“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如果说湖南儿女在中国古代史所占地位于中国的历史进程比重不大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则是一部潇湘子弟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不息的历史。
“大军西征人未还，潇湘子弟满天下。
新栽杨柳千万条，赢得春风度玉门。”
从“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成为潮流后，湖南在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都引领中国风气之先，新思想萌发中的魏源，收拾洪杨之役以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自居且迈出中国近代化第一步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清末民初革命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中共之***、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榕基。
很难想象，没有这些璀璨夺目，光耀千古，奋发蹈厉，激昂慷慨的潇湘历史人物，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幅怎样的画卷。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英雄与时势是互动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错误的认识论。
五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诗作于1896年《马关条约》签定第二年，谭嗣同有感于国事日非，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而挥笔写就，表现出谭嗣同强烈的危机感、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读之催人泪下。优秀的作品总是可以深入读者的内心，使读者达到内心的共鸣。
我们看一下梁启超的回忆录，对谭嗣同的一生的记录和性格的刻画。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威，屡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省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四方之志也。”
谭嗣同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为湖北巡抚，位高权重，“家富小儿骄”，然而谭嗣同却未沾染纨绔子弟习气，可谓异数。经历坎坷，母亲早亡，却未曾颓废沉沦下去或对世界充满仇恨乖戾之性格。不幸对于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于强者来说却是一块垫脚石。“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幼年的艰难反而培养了谭嗣同深沉坚韧的性格。谭嗣同博览群书，倜傥潇洒，做人做事豪放豁达，精神和体格都很强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四方，善读无字之书，符合成大事者的心路轨迹。
潇湘文化，近代以来受王夫之船山先生影响深远。王船山，明亡之后，隐居衡阳，以著述传道为己任，其学说以“经世致用”为特点，不尚空谈，注重实践。潇湘人物，近代以来，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王船山功不可没。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乎。海内有志之士，睹其风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也。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门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学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一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虔诚的向西方英美学习，全盘西化，国力蒸蒸日上，在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举击败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至于说为什么日本以弹丸之地，可以称雄亚太，直逼欧美诸国，则实依赖于民族性格的团结、好学、勤奋、秩序。而中国却象一位没有青春朝气的暮年老人，一盘散沙，唯有建国以后，在毛执政期间，空前的有着极强的凝聚力，然而却大搞“窝里斗”，失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就是这样，没有敌人时，自己与自己斗，有了敌人时，作鸟兽散，一窝蜂去当汉奸了。
关于中国人自汉唐以来，萎靡不振，为什么在历史上屡受外族入侵，而生灵涂炭，关河沦陷，从蒙古铁骑、满族八旗、特别是倭寇以微弱的兵力势如破竹，席卷中原。倭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是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是中华民族国民精神倒退颓废甚至于“阉割”的标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1945年直到现在，全民还从来没有认真的反省发思过。爱国不是简单的喊几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在网上唾沫星四溢的口诛笔伐。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更要爱我们的敌人，只有爱我们的敌人，我们才可以学习他们，超越他们。在这一点上，日本却比我们优秀的多，从“大化革新”向唐帝国学习到“明治维新”向英美学习，每一次都可以彻底的放弃自我，而我们的学习却是“叶公好龙”，不是从深层次的学习文化制度的东西，反而一面享受着人家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一面又标榜着我们泱泱大国的传统文化和伟大进步。反观如今，诚信的丧失是中华民族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不讲诚信的人，会被社会所淘汰，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会怎么样呢？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机，此时国内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振作起来，挽救时局之危亡。谭嗣同以康有为私淑弟子自居，学问大进，成立学会，以学术促进政治之发展。
世之英雄，必有其过人之处，必有其人格学问的特殊性。不唯有志，而且有才。方可经纶大本，勇猛精进。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其功居多也。
“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所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恩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闻，仆固所欲闻也。”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风云突变，“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谭嗣同孤注一掷鼓动袁世凯发动政变而造访法华寺，我们可以从二人的对话中管窥到他们性格心理策略的激烈交锋。袁世凯奸雄本色，“正色厉声”、“笑而不言”、“怒目视曰”，翻云覆雨，变化无常，集古今权变之大成。谭嗣同书生意气，对时局的走向和应对的办法显然缺乏筹划，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这也暴露了自古以来书生从政的悲剧性结局，一是眼孔太高，二是操之过急，三是用人偏激，四是缺乏经验，四者有一弱点则为致命性，何况书生先天性具有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这些毛病。
“至初六日变（戊戌政变）遂发，时余（指梁启超）方造君寓，君从容语余曰：“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千古艰难唯一死”。佛家讲人生有七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即“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生，活着，生命的存在着就有矛盾，所以生是一种痛苦。老，疾病缠身，孤苦伶仃，形影相吊，无依无靠，贫病交加，是一种痛苦。病，高血压、糖尿病、物质和精神都遭受沉重打击，是一种痛苦。死，也许并不恐惧，可怕的正是恐惧本身，黄泉路上无老小，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痛苦不痛苦。求不得，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都有成功的欲望，都有爱的欲望，当欲望不能满足时，自然会产生痛苦。怨憎会，自己不愿意见到的人却如影随形伴随你的左右，比如阴错阳差的婚姻，你说痛苦不痛苦。爱别离，与自己血缘或关系上亲近的人生离死别，从此远隔天涯，阴阳相阻如参商，也是一种痛苦。谭嗣同本来是有机会如康、梁逃亡海外的，但是他舍身求法，舍生取义，超越了痛苦，我们说人生而是高贵的，就是说人可以超越自我。“男儿到死心如铁”，“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坦然的选择了死亡，真正实践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玄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目标。谭君，伟哉！
“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变。”
谭嗣同这首绝命诗写得回肠荡气，情怀激烈。百余年来，作为著名的爱国诗篇，传诵不已，感染着每一个中华儿女。
诗的前两句，表达了谭嗣同对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的战友康、梁的思念，希望他们度过险情，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张俭，另一个是杜根，这二者都是东汉人，因反对当权派，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
诗的后两句写出了他的英雄气概，他与战友之间的肝胆相照。面对死亡，他仰天大笑，从容就戮，这是何等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六
很难想象，荆轲与谭嗣同在死之前，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毕竟是人的本能。然而，司马迁笔下的荆轲与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超越了这种痛苦，因此他们是伟大的，他们的死具有永恒的价值。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生死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价值观，而最终决定了人生的方向和进程。孟子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荆轲与谭嗣同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们不屈从于任何外来或内心的压力，代表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心灵的外化。
荆轲、谭嗣同的人生结局是悲剧，“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来如流水兮去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处终”。在某种意义上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是也是一场悲剧，一切历史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探求人的悲剧和超越，没有悲剧，也就没有超越，也就没有伟大。
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美好的东西撕裂让人看。很多文学著作和文学名篇为什么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意识精神。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红楼梦》、《出师表》。
喜剧虽也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谁也愿意看到，人心毕竟是向善的，但那揭示不了命运的荒谬和人生的真相。只有悲剧，只有铭心刻骨的悲剧，才能在人的心中留下痕迹。只有悲剧，才可以促使人们去思索许多关于人生的重大命题，比如个人于民族的定位问题、每个人灵魂的孤独、因欲望不能满足产生的痛苦、惧怕死亡而恐惧。这些问题都是与生俱来，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而必须面对的。也只有悲剧才能给人以悲壮意义上的美的感受，才能给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
人，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才可以称其为人。
荆轲、谭嗣同的悲剧，揭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苦苦挣扎饱受煎熬的灵魂和其凄婉悲壮的普遍命运，揭示了那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要比常人要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些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荆轲、谭嗣同是这样，杜甫、苏轼是这样，梁漱溟、彭德怀也是这样，他们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在传承着中华五千年的思想文化，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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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外史——中国刺客与侠文化
作者：苏无名
作者：苏无名
这是剑和酒的江湖。
最早的侠，是墨子。最先的武林，源于他所创的墨家。韩非子说，当时唯一能和儒教分庭抗礼的 不是老子的道家，也不是申布害、韩非的法家，而是墨翟的墨家。
儒走向了庙堂，墨走向了江湖。
墨子时代的侠都要做到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赴火踏刀，死不旋踵”。墨子本人就曾为了阻止强楚吞宋而“行十日十夜至于郢”。这时的江湖，略有金庸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风。
墨侠的精神，不仅潜移默化在历代农民起义中，而且在中国下层社会具有广泛影响——重然诺、行兼爱、讲意气、轻生死。这正是后来江湖行为的准则。这时候的侠义，就是顺天、利民！
在庄子眼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是强盗，孟尝君和盗跖一样：盗跖还算盗亦有道，孟尝君却用软刀子掠夺百姓。真正的侠，是调和天下的圣人（见《说剑篇》）。----他的要求似乎太高了些。
侠毕竟是人。到了战国，士阶层出现后，侠义开始与节操合流-----墨与儒联姻了----侠有了义和忠两重内涵。
晋灵公十四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刺客出场了。他叫鉏麑，任务是去刺杀大臣赵盾（戏曲《赵氏孤儿》中孤儿之祖）。鉏麑凌晨潜入赵府，看到赵盾“闺门开，居处节”，一时犹疑不决：以为杀民臣不义，弃君命不忠。在艰难的忠义选择中，他触槐而死。与他同时代的灵辄，为了报答昔日一饭之恩，反戈救主。在忠义之外，之恩图报成了最强烈的江湖原则。
忠与义在贬值----侠义逐渐由社会化退向了个人化。一旦恩遇成为行侠的理由，侠的内涵就收缩退化成个体志愿。
让我们看看这种转变吧：
《史记 刺客列传》说道，鲁国的曹沫，为鲁将，三败於齐，割地求和。会上曹沫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令还失地。得愿后投匕首，下坛就位，颜色不变----他还坚守着古老的信义原则，不仅对自己，也对敌人。而齐桓公，更是表现出惊人的风范，临危不乱，脱险不违约----那个时代
侠客做得潇洒，连对手也是光明磊落的。
齐鲁会盟之后的167年，专诸带着他那柄天下闻名的鱼肠剑来了。专诸不是勇猛之士，传说干瘦得迎风即倒。他卷入了一场宫廷风波——侠的活动舞台不定期在江湖与庙堂之间。更加奇特的是当这样一个弱质的刺客刺中王僚之后，王僚居然叹了口气，说：壮士。然后放他走了。史记将故事改为“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相比之下，我宁可想信前者，侠本应该干得惊天动地，这样，使侠的事业本身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和悲壮精神。
再七十年后的豫让，陷入的是一场是非难分的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他可能算作是和一个失败的英雄。他不能在忠义之间象鉏麑一样做出明确的选择，他更没有完成做为刺客的使命。他为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卖命。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杀赵君，赵君再擒再放，这就使豫让本身的行为带有些无赖的性质了，但他坚韧地保持了那种不舍不甘的精神。不惜付出漆身吞炭的痛苦代价。就侠，尤其是刺客的职业精神而言。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他说出那句天下皆尺的准则时，他的个体人格力量已在锤炼之后近乎完美。他说：“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一句话，就定下了今后江湖中刺客行当的规范。
四十年后，侠和刺客们已重新从深宫内苑走回了市井之间，选择了俗世卑下职业了。例如其中有名的聂政，就是一个杀猪的。其实当时市井间杀猪屠狗之辈，引车卖浆者流，都藏丰很多大侠刺客。聂政并不寂寞，至少还有个手持大锤的朱亥做同行，还有薛公毛公之流的高人（事见《魏公子列传》）不过当时刺客行为越来越隐蔽。以致聂政成事之后，不得不自刺面皮，国人莫辩。然后一位刚强的女性又出现了，聂荣抱尸而哭。这一哭不仅大惊市人，晋楚齐卫都为这一对兄妹感到悲哀。
士为知已，谁是知已？那些知已不过是一顿酒肉之后让你去送死的人。刺客们越来越不信任别人，往往一个朋友，还要考验很久。
刺客也罢，侠也罢。他们毕竟是意气的。有人比他们更能等待。那些就是他们的雇主们。
因为有主雇，世界上才有刺客。
刺是他们的行为，客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似乎把一生都寄托在漂泊里。因为这个世上，只有弱势的群里需要他们。
刺客们到底怎么啦？
利国利民的时代过去了，除强扶弱的时代过去了，报知遇之恩的时代也过去了，剩下的，难道只是黄白之利与长街拔剑、快意恩仇的匹夫之勇了吗？
刺客们似乎也明白这种堕落，于是由官府逃到民间由庙堂退入江湖中隐蔽起来。——然而，只要有主雇，他们无所逃于天地间。
最悲壮激昂的故事是荆柯刺秦。可是无论是《史记》还是古小说《燕丹子》，都是说”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而“以顺适其意”。至于“投龟进金”“食马肝”“斩美人手”更看不出太子丹对荆轲有何“知遇之恩”了。不过是“以顺适其意”，当个死士养起来罢了。且当时天下必合之势，太子与荆轲不会不明白。天下利与一人利之间，荆轲选择了后者。
易水之上一曲悲唱，不仅是荆轲命运悲剧的序曲，也是整个刺客职业的挽歌。
“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寡众强弱之别和功败垂成的惋惜使得荆轲故事的悲剧性突出感人。
具有喜剧性的唐睢不辱使命，同样在表现他们的智勇同时，将不明大义，与侥幸的心理表现出来。
倒是几年之后的击筑人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使刺客生涯的尾声闪出了异彩。
遵守古老原则的刺客太少了，翻遍了正史异谭，廖廖无几，独独剩下一个《干将莫邪》中的“黑衣人”
刺客已经死在从江湖到庙堂的途中了，他们的子孙成了“死士”——不诚于心，只诚于剑的一群人。他们从侠的行列中走了出来，走远了。从光明磊落走出去，走向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业。
最初的侠，是与刺客不分的，以到这种形式，到了后世时有发生。有两膀子力气，你可以做刺客，但不至于因此就被认作侠，侠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传》。所以荆轲武艺绝世，也只好屈于刺客行列。
战国的侠不必有权，不必有钱，不必有力，亦不必有大名。故而孟尝君，信陵君是世之大侠，也有朱家郭解这样的土豪也是侠，魏国的老门监侯赢，也是侠。尤其是郭解，据太史公说，他貌不及人，言不足采，可天下之人，皆慕其名，说到侠必定把他当作楷模。
然而，侠也慢慢的变了，那是到了唐代，一方面，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侠的精神越来越难以捉摸。
唐诗中侠的形象，要么是黄须儿，赌马扬鞭，杀人如麻；要么是“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的任侠，更有寄马高楼，眠花问柳之辈。其实使酒骂座，在太史公看来，又不过是像灌夫一样有胆的猛汉罢了。但这在唐代，确实如此——这和所谓的大唐精神是一致的。似乎落拓风流或坦荡潇洒，个人情怀的极大张扬就有侠气了。李白就是个游侠，曾说十五好剑术，酒，月和剑就成了这个浪子侠客的一生。侠在历史上第一次这样紧地和酒连在一起了！
在唐人小说 里头，侠大量的出现，一个夜行的和尚武功出神入化，谈吐又超凡脱俗，那自然是侠（《僧侠》）虬髯客呢？千里杀仇，切肝下酒，大好江山，说让就让——磊落过人，也自然是侠。昆仑奴冒矢石，往一品府成就寒门姻缘，也是侠。
自聂荣后，女侠的形象也就成批地出现了，盗盒的红线，下嫁磨镜郎的聂隐娘，巨眼识英雄的红拂……女性的形象突然丰富明朗了起来，市井间，风尘女，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侠都出现了。
这些侠，除了有技之长外，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一种“侠气”和“侠意”，对美好的目标有股天真的顽强的追求精神，这时代的侠，更多的是人民意志的凝结。更加平民化和生活化了。
但，侠这个东西，本身有高洁的志守，一混就俗，一旦平民化生活化了，假侠士就多了。
白万州遇剑客，儒林外史里有名的那个张铁臂，只是混混吃喝罢了，却还煞有介事地糊弄人，严格地说，他们也算侠，可惜……
至于到了有清一代，侠的内涵就复杂了，他们还要想起驱除异族的任务，这和日益没落的侠义精神是相悖的，最初的侠只是明大义；后来的侠是抒个性，现代的侠，是混吃喝。
于是在魏僖的《大铁椎传》中，大铁椎在破晓时分杀人掠货，就有黑吃黑的感觉，而故事本身更有一些鬼气森森的感觉。
这鬼气一开，飞剑之术盛行，流毒更至于清末的还珠楼主与平江不肖生……
生活中的侠呢，成了官了，成了匪了……
侠道途穷，不说也罢了。
【部分回复：窃以为当侠沦为官为匪时就不复为侠了，未必是侠道途穷，我相信，市野中自隐有无数“以武犯禁”之侠之大者，时逢治世，韬光养晦，遭遇不平，当剑气冲云霄，苏兄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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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谈侠—荆轲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征伐不已，世不安宁，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朝为公卿，暮填沟壑为寻常事，人人都生活在时刻可能横死的恐怖里。所以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异于常人，异于常时。田光，樊于期等的自刎，除了有古人重名声轻性命的豪侠之举外，也和那时变异的环境特殊的人性有关。刺秦还没有开始，已经死了很多人，举国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怖里，作为主要角色的荆轲其心理压力更非常人所能承受，其行为的乖戾也就不难理解了。
等到太子与宾客在潇潇易水上“白衣冠以送之”，整个“戏剧”到了高潮的华彩段。所有史书中也都是寥寥数十字即烘托出了气氛。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浓墨重彩，真难想象电影在这里如何表现。文字的力量，给人想象的空间实在是别的手段难以比拟的。
荆轲这样的刺客，也就是在乱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卫国人，一个流浪汉，和秦王并无仇恨，燕太子倾其心力和他结交，他才不惜为他卖命。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刺客往往象颗彗星，虽一掠而过，但耀眼的光芒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刺客仗义行侠的事迹屡不绝于书，「唐宋传奇」，「水浒」里都有形形色色的类似人物。荆轲也成了后世诗人的一个熟题，历来褒贬不一。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初暴勇士的形象。其中有句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诗里对荆轲的义举是称赞的。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摧锄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咏荆轲」一脉相承，其含蕴的力量也得力于陶诗。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
不过责备荆轲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为代表，其五古说：“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燕太子妄图以荆轲一己之力，劫秦王来保燕，最终则是秦王一怒而罚燕，亡更速矣！后来东坡在「留侯论」里，对张良遣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其观点和柳子厚相距不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燕丹用荆轲刺秦王的之事批评得更是尖锐。说他“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说荆轲不过是“刺客之靡”“君子盗诸”简直把荆轲和盗贼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太严苛了。不过以劫持和暗杀对付仇人，象聂政那样或可理解，以之对付一个国家，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强秦，实在远非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