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建筑师的忧伤

【事件略览】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5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建筑师王澍成为新晋得主。普利兹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王澍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建筑师。
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奖建筑奖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颁奖的前一天，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建筑师王澍和该奖历届得主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建筑论坛，王澍在论坛上批评了肆意拆迁的做法，他说拆迁割裂了中国不少城市的景观，使其面目全非，几乎无法辨认。
他说在30年时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近20、30年来，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推动因素，改变了城市面貌，创建了对建筑相关的大宗商品的需要。
北京等城市的快速重建已经吸引国际注意力和赞叹，尤其是由于大量令人瞩目的超现代化项目的兴建，包括体育场馆、歌剧院和高层公寓楼。王澍批评了分配地块用于开发项目，往往不顾及周围地段的标准程序。
他表示这样的项目变成一个个殖民地，城市居民甚至无法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他说他小时候居住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当时的北京比巴黎更美，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剥夺了中国城市的独特个性。
面对城市化压力下的千城一面的中国新建筑现状，王澍断言，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

——凤凰卫视5月25日《总编辑时间》

【讨论话题】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处在快节奏的变化当中：三坊七巷的改造；东街口天桥的拆除；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各类欧洲、美洲、地中海风格住宅区的异军突起……面对城市不断注入新鲜的建筑血液，我们究竟当喜还是当忧？身为生活在这城市中的一员，你如何看待城市的变化？这次的事件又能引发你怎样的思考？请阅读相关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讨论提示：建议联系相关事件，进行横向或者纵向的比较。亦可类比，以小见大，对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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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师王澍被授予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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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向王澍授奖）

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26日讯 5月25日，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在中国北京最庄严的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建筑师王澍从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手中接受了奖牌。这是这一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建筑行业最高荣誉的奖项自1979年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王澍是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出席了颁奖典礼。

“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颁奖典礼，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重大意义。”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个颁奖典礼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过多次，包括在美国华盛顿的白宫，米开兰基罗设计的罗马公共广场，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的墙边……能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我有幸能见证了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如同人民大会堂的意义所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说，这和建筑学的理念是想通的。”

每年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著名建筑内举办颁奖典礼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传统。此举不仅突显了建筑环境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向其它时代和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致敬。由于每年的典礼选址在揭晓得奖者之前已经确定，因此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这是自1990年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的颁奖典礼在意大利威尼斯格拉西皇宫举行和2007年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的颁奖礼在英国伦敦白厅国宴厅举行后的第三次在获奖者的国家举办颁奖礼的巧合。

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次颁奖典礼超出了我的想象。将这个奖项授予王澍先生并不仅仅是表彰他个人的成就，同时也是向中国和中国文化致敬，因为它造就了像王澍这样才能卓著、智慧过人、高瞻远瞩的建筑师。王澍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中国接受教育，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创意与努力构筑了一座座服务大众、造福社会的优秀建筑。”

“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在贸易和工业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造福了全世界。”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说：“如此飞速的巨变堪称奇迹，而这种经济的繁华同时也造就了建筑行业蓬勃的生命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建筑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和建筑发展的试验场。基于良性和积极的市场需球，这种竞争正在催生一种全新的中国建筑风格，它既尊重传统和地方特点，又能满足当下的紧迫需求。”

他继续表示：“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平衡点，但评选委员会在王澍的作品中看到了真正的当代中国建筑风格，因为作品中的建筑物包含令人赞叹的原创性，既着眼于未来，又继承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就像所有伟大的建筑学派一样，无论处在什么年代、什么文化之中，它都能表达和指引时代的精神。如果说王澍的建筑作品是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它同时也以王澍特有的建筑语言唤起了全世界的共鸣。”

谈及自己的获奖，王澍表示：“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位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为此，我要感谢评委会睿智和公正的评价。这个奖对中国建筑界的意义如此重大，作为一个还如此年轻的建筑师，我必须说，要感谢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的中国巨大的发展和史无前例的开放，才可能让我这样一个建筑师，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机会去进行艰难的建筑实验。在此我要感谢我的伙伴陆文宇，也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

王澍有着自己独立的视角和思考：“建筑师不仅作为一个技术执业者，而是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思熟虑的思考，更清楚的价值观和信念。我都不止是设计一个建筑，而是在设计一个保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走向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这就是在我得知获奖的时刻，我正在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伸向未来的目光。”

关于普利兹克建筑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由凯悦基金会于1979年创立，每年度授予一位在世的建筑师，以表彰其在建筑设计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等卓越品质，及其通过建筑艺术对建筑环境和人类所做出的持久而杰出的贡献。

普利兹克家族之所以选择建筑领域是因为他们对建筑的强烈兴趣，由于他们在世界各地建设凯悦饭店；而且由于建筑是一项创造性工作但未包括在诺贝尔奖之中。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奖程序完全模拟诺贝尔奖，由国际化的评委会通过秘密审议和投票选出最终得奖者。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提名者。媒体经常称普利兹克建筑奖为“全球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普利兹克建筑奖以普利兹克家族的姓氏命名，该家族的国际业务总部设在芝加哥，向以支持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科学、医学和文化活动而闻名。这个奖项由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所设立，杰伊?普利兹克于1999年1月23日去世后，其长子汤姆士?普利兹克(Thomas J. Pritzker)成为凯悦基金会主席。

关于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

2011年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自英国的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他是世界知名的建筑资助人，现任蛇形画廊信托公司董事长，曾担任英国艺术委员会和泰特美术馆主席，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密斯?凡德罗档案馆前任董事；亚历山大?阿拉维那，智利建筑师和埃勒门达建筑公司常务董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中国著名建筑师和教育家张永和；来自英国的200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迪德；来自澳大利亚的200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格伦?马库特；来自芬兰的尤哈尼?帕拉斯马是一名建筑师、教授和作家；凯伦?斯坦因是美国作家、编辑和建筑顾问；常务理事玛莎?索恩是西班牙马德里IE建筑学校负责对外事务的副院长。

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历届获奖名单：

1979年，第1届，菲利普?约翰逊，美国

1980年，第2届，路易斯?巴拉甘，墨西哥

1981年，第3届，詹姆斯?斯特林，英国

1982年，第4届，凯文?洛奇，美国

1983年，第5届，贝聿铭，美国

1984年，第6届，理查德?迈耶，美国

1985年，第7届，汉斯?霍莱因，奥地利

1986年，第8届，戈特弗里德?玻姆，德国

1987年，第9届，丹下健三，日本

1988年，第10届，戈登?邦夏，美国；奥斯卡?尼迈耶，巴西

1989年，第11届，弗兰克?盖里，美国

1990年，第12届，阿尔多?罗西，意大利

1991年，第13届，罗伯特?文丘里，美国

1992年，第14届，阿尔瓦罗?西扎，葡萄牙

1993年，第15届，槙文彦，日本

1994年，第16届，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法国

1995年，第17届，安藤忠雄，日本

1996年，第18届，拉斐尔?莫内欧，西班牙

1997年，第19届，斯维勒?费恩，挪威

1998年，第20届，伦佐?皮亚诺，意大利

1999年，第21届，诺曼?福斯特爵士，英国

2000年，第22届，雷姆?库哈斯，荷兰

2001年，第23届，雅克?赫尔佐格，瑞士；皮埃尔?德?梅隆，瑞士

2002年，第24届，格伦?马库特，澳大利亚

2003年，第25届，约翰?伍重，丹麦

2004年，第26届，扎哈?哈迪德，英国

2005年，第27届，汤姆?梅恩，美国

2006年，第28届，保罗?门德斯?达?洛查，巴西

2007年，第29届，理查德?罗杰斯，英国

2008年，第30届，让?努维尔，法国

2009年，第31届，彼得?卒姆托，瑞士

2010年，第32届，妹岛和世，日本；西泽立卫，日本

2011年，第33届，艾德瓦尔多?苏托?德?莫拉，葡萄牙

王澍对中国城市规划批评的观点摘录

拆迁割裂城市，曾比巴黎还美的北京如今成东南亚

王澍说，30年时间里，我们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一“全新”，很大程度上是拜大规模城市拆迁所赐。

王澍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没有任何建筑，看得到城市边缘。改革开放后，老家旁边建起建国门立交桥，他回到北京，发现故乡已陌生到恍如他乡。“今年这个四合院就要拆了，拆完之后，北京跟我再没有关系。”王澍说。

10年前，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顿时潸然泪下：“当时的北京多么美，比巴黎还美，现在呢？掉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状态。这几十年究竟在干什么？”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全球化下城市化 千城一面

在王澍看来，全球化带来交流开放，但需要警惕全球化背后的商业化、工业化。对建筑来说，可能就是某一类商品化、标准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滥，实际上破坏了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如何保持自己的不同的东西。”

传统离散，大陆城市人性消失

王澍认为，大陆城市比起自己访问过的台湾城市来说，“更不像城市”，“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

建筑堆砌的欧美郊区式病态发展

王澍认为，城市与建筑是两个问题，无法通过后者来解决前者。“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城市到底应该怎么建造，这种大体量建筑建起来的并不是城市，而像是欧美的城市化的郊区，改革开放30多年不是城市化过程，而是城市郊区化过程。不仅传统没有了，而且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暴富起来的郊区。”

弃置程序，城市建设成划分殖民地

王澍批评了分配地块用于开发项目、往往不顾及周围地段的标准程序。他表示这样的项目变成一个个殖民地，城市居民甚至无法从一个小区走到另一个小区，他说他小时候居住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当时的北京比巴黎更美，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剥夺了中国城市的独特个性。

房地产业成为城市的毒品，迷幻作用短暂

王澍判断，房地产业“黄金十年”建的住宅，必然会因为城市没有多余土地，而在十几二十几年后拆掉重造。

“中国情况特殊，每个房地产楼盘规模相当大，这种方式无论对城市、房地产商还是市场，运行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城市破坏非常大。并不是世界所有城市都以这种模式发展，只是亚洲为主的一些区域以这种模式。房地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市的毒品，很难戒掉。给人错觉的是，城市发展很快，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并无法支撑。”

文化与耐性的遗失，让审美渐行渐远

大陆大型城市建筑如今已成国际设计师的试验场，但近年来国外著名设计师的作品却屡屡引起非议。实际效果是老百姓对国际大牌的作品并不买账。大牌的设计过不了普通市民的审美关，人们欣赏了好几年还是品不出美来，找不出叫好的理由，只遗留下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绰号，成为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标。

一边是文化的不自信被所谓的国际化、接轨所包装掩盖，一边是文化的内核在拙劣的仿古流行风中流失。城市建筑规划面临文化危机已经是既成事实。

耐性的丧失，更加剧了文化的凋敝。耐性是西方宗教文化中的重要美德之一。耐性这一美德决定了文化的含金量。但是大陆多年来强调发展速度，由此在城市规划中更加剧文化的空洞。

生活方式的遗失，传统家庭社群分裂

王澍曾经在杭州探索过一种新的建筑方式，希望让垂直建筑中的现代人也有机会回归传统生活方式。他设计了6栋高过100米的塔楼，每两层6-8户居民可以共享一块公共区域，恢复有“院子”的江南传统，又可以尝试建设社区关系。“这个楼盘2007年开始销售，我上次去看的时候，随机走了三个院子，一个院子完全闲置，没有人用，非常失败。有两个被用起来，一个成为公共客厅，孩子写作业，老人聊天。另一个被建设成很美丽的花园。我听说有记者去采访，走了17层楼，只有一个院子被利用。”

此事对王澍的启发是，社会变化之下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现在主流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的三口之家，因为生活方式不同，往往不愿意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不仅建筑被破坏，家庭内部结构也离散化。这不是靠建筑方式能够解决的，虽然建筑一定会有反作用。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成功的办法，设计师会尽自己的努力，但这也并不是设计师能够解决的。”

人的尺度的遗失，城市发展与你我无关

城市规划与发展与建筑设计一样，本质上要为人服务，惟有人性化，坚守人的尺度，才能有生命力。

城市建筑规划的人性化不仅体现在实用功能上。城市建筑规划所表达的情感，所包含的象征意味、心理暗示，更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事关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程度、心理健康，更直接表明城市与它的居民之间的关系。

但是今天城市规划的出台，实际上与它庞大的城市居民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尤其是与30年来，大量的以外来者身份进出城市的人们几乎没有瓜葛。城市是冰冷的，城市规划与发展与你我没有关系，这不是什么城市品味，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城市参与感，归属感的大问题。

这不是建筑规划的问题，但这却以建筑规划的方式体现。

【网友评论】
凤凰网湖南省长沙市网友：凤凰网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像王澍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坚守自己理想的人太少了，大家都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可能出大师的年代，时间证明只有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做出伟大的成就，所以我喜欢他的作品，更钦佩他的人格。

凤凰网塞尔维亚网友：反霸防盗现在我正在前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我住在该市的新城区，新城区与旧城区之间隔着萨瓦河，新城区建了一些现代建筑，与中国各城市的现代建筑大同小异，只是楼层低一些数量少一些，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我有吸引力的是老城区，我几乎每天都到老城区去拍照、摄像。老城区的建筑全盘保留，没有一栋拆迁。一看就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同时展现出这个民族曾经的光辉与荣耀，散发这浓厚的文化气息。对我有深深的感染力，每天都有不同肤色的人来这里参观旅游。
我自然联想到国内的城市，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完全失去了各个城市的个性。如武汉市，中山大道、汉正街曾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街道，但令人痛心的是，中山大道拆迁后几乎建得面貌全非，原有的汉正街已荡然无存。没有一点明清建筑的痕迹。
贝尔格莱德的新建筑全部都在新城区，而全盘保留了老城区的历史建筑，这种城市的规划建设值得国内各城市规划建设学习和借鉴。
国内城市中心凡有树有草的绿化带都会种植各种花卉，这样成本高，色调不统一，显得杂乱无章，就如同一副美术作品没有统一的色调难看一样。贝尔格莱德的绿化就是树和草坪的结合，看着恬静、自然而协调。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城市绿化的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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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和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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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王澍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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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国美院象山校园一期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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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王澍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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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王澍作品：宁波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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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王澍作品：五散房）

居然是沙发么= =
我觉得吧，现代中国确实有进步，不过这种进步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各种拆迁重建上。一座座所谓的地标建筑拔地而起，却掩盖了原本的城市气息。
就说说我周围的故事吧。在我小学的时候因为要上关于三坊七巷的公开课特地查过一些资料，也曾今亲身去过那里，元宵节时都有特地去南后街买花灯，因为那里的气氛最好，花灯种类最多，最好看。那时候三坊七巷还没重建，还是原来的样子，浓郁的福州特色，虽然有些陈旧，但这是福州特有的文化底蕴。后来听说三坊七巷要重建了，我就觉得真是可惜了，原来的风情恐怕要消失了。果不其然，重建后的三坊七巷完全没有了特色，虽说是以古建筑的风格重建的，可是再也找不到原来元宵节时在一条古老又拥挤的小巷中挂满各式各样的花灯的感觉了。新加入的却是肯德基，星巴克。越来越商业化，西化了。我去过成都的锦里，上海的城隍庙，都跟现在的南后街一样了，全部是一样的风格，没有当地的特色。这些古建筑是为了所谓的“城市面貌”而消失的，难道文化就不是城市的一部分吗？一定要为了外观而放弃它吗?我真心感到可惜了这些历史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以牺牲一些历史文化的东西来作为发展。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将会面目全非，5000多年的文明也要消耗殆尽了。

怒摘板凳，有空再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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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讨论讲的是建筑，可是对于我来说没有这种专业的眼光去欣赏王澍的作品，感受不出他作品给人们带来的感觉，那种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的气息，那还是一个在某某郊区的高档建筑= =这是牢骚话）。当“传统”与“建筑”放在一起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古老，有历史的积淀，破旧的木头、砖瓦，就如王澍设计宁波历史博物馆，高高的城墙，略有破旧的砖，凹凸不平的石板，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心。可是这种安心在一点一点消失，中国人早已经穷怕了，从50年代的大跃进的赶英超美，中国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在疯狂的追赶着发达国家，渴望着过上高级白领的生活。可是60年过去了，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强道路时，这原本朴实的农民穿上了一身的名牌，手里叼着雪茄，全身的都在不断的用浮华的饰品装饰着，无数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的铁林不断竖起，成为美国，欧洲商业城市的翻版后，似乎那渴盼已久的目标实现了，可原本虽是破旧却仍焕发生机的老木不见了，熟悉的一切成为乌有，别说外地人看到的是千城一面，就连本地人也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回忆，就这么归属感一点点消失了。
而德国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纽伦堡在二战时期几乎被炸成了平地，可是在重建纽伦堡是却是恢复原貌，德国人想尽办法找到老木头，旧砖瓦。现在的纽伦堡的街头，仿佛回到十四世纪，穿行的马车，泛黄的墙壁，带着黑斑的老教堂，熟悉的一切。德国二战后瘫痪的经济，与现在的欧洲大国，它做到高速发展的经济与历史的继承，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的共存，我们应该借鉴，而不要一路向前冲，摔到爬不起来时才认识到金玉在外败絮其中是多么可怕，一个没有文化积淀的国家是走不远的

呃。。。怎么这么前面~
我觉得王澍的观点太过激了，各年代有各年代的特征，不能为了留住过去的温暖而挤在筒子楼里。社会快速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保护过去的建筑，在这些繁华的商圈中能透出一些古香古色，让人们不至于忘记传统。
铭记过去的传统不只是修修古建筑就能够达到的，更重要的是要让新一代的孩童明白传统的重要，将传统文化融入课本，融入生活中的小细节，方能发扬光大。

在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台上见到中国人固然高兴，但更令人欣慰的是，王澍利用这一契机，痛痛快快地道出了几十年来许多人一直想说的话。
肆意拆迁之所以当今如此泛滥，其中一点重要的原因应当是文化的失根。文化是城市的个性，是城市中的居民共通拥有的“集体记忆”。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城市的文化逐渐消亡，城市便也称不上是城市了，这应该就是王澍把当今的中国城市定义成“殖民地”的原因了。轻视文化，是当今在飞速发展中的中国最致命的弊病。因为在发展，在飞奔，所以无暇顾及一切与发展“无关”的东西，然而，文化真的与发展无关吗？
往远的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更迭的标志，未必是什么皇帝下台，也不是帝都沦陷，而是文化的取代与更新。“焚书”这样的事情，不止秦始皇干过，外国人也干过，更别说项羽火烧咸阳宫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前朝的文化。往近的说，日本侵华的时候，占领东三省之时，迫不及待地开始“同化”活动，企图用他们的文化同化中国人，但中国文化的强大让中国人逃过了一劫。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化的载体，除了文字，图片，文物，便是建筑了。
建筑，尤其是带有文化气息的，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其意义远远不是一个住所，一栋老房子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态度与价值观。邻里之间关系的冷淡与不信任，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贫乏，甚至是家庭关系的分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仔细想想，是不是从四合院轰然瓦解的那一刻？是不是从公共庭院不复存在的那一刻？而这些，与社会，国家发展还没有一点关系吗？
再来看看城市发展。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曾这样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市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所以，城市，是人的集合，人文精神的集合，文化与归属感的集合，而不是高级住宅，别墅名车，摩天大楼的集合。更近一步说，城市发展的本质，是让市民感到更加幸福（即乔万尼所说的“悠闲”的，“更好的生活”）。而事实是，摩天大楼，看似繁华的建筑集合，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为什么？因为在表面上，经济富裕了，城市发展了，城市文化却匮乏了，凋敝了，退化了。城市的标准化可堪比麦当劳肯德基的鸡翅，毫无个性。问问那些毁掉城市文化的“规划者”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会理所当然地回答你：“那些老房子，古城墙有什么用呢？”没错，在他们眼里，这些老东西对于所谓的发展现代化，提高GDP之类的事情，它们当然是显得“无用”的，然而对于真正的城市发展，它们的作用无法替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定推到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表示公开反对，他甚至向当时的市长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梁思成曾经说过：“每推倒一座古城墙，就像割走我心头的一块肉。”时至今日，梁林故居惨遭毒手，“十朝古都”南京，也将面临金陵古城不复存在的危险。如今还有谁能再去瞻仰曾经的“太太的客厅”？还有那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会在一个安适的下午推开梁林故居的大门，一起促膝长谈？而十几年后，我们指着南京的高楼对后辈们说：“看，这是曾经的金陵古城，十朝的皇帝都在这儿定都。”在哪儿？在商品房里还是写字楼里？
建筑不复存在，文化便也会受到威胁，来往于城市中的外来者，就像走进一个冰冷的玻璃牢笼中，城市发展，与我何干？这，又和社会国家发展没有一点关系吗？我们触摸着钢筋水泥，还能不能体会到先辈们留下的文化与精神。我们把“礼，义，仁，智，信”视为虚的，把“名，利，官，财，富”当成实的。那么，那些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些“实在”，“有用”的东西的人，他们幸福了吗？缺乏文化的民族，喝的是毒奶粉，吃的是明胶，坐的是脱轨列车，孩子们戴的是“绿领巾”，学雷锋做好事还要“记账”，家长们是房奴，孩奴，网上是郭美美和众干爹打得火热。这些就是缺乏文化所诞生的畸形产物。我们重拾几千年前的圣哲们给我们留下的“忠恕之道”，“兼爱”，“上善若水”，不能得到些许启发吗？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迈入一个全新的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的确，改革开放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落实到了好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甚至不惜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中国建筑文化雄厚深邃，源远流长，然而为了使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贯彻落实，中国建筑文化却早已被经济高速公路凋蚀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积翠如云的山脉霎时间褪去了昔日的辉煌，却裹上了一层腐朽黯淡的丑陋外衣。随着北京古城墙轰然陨落的一瞬间，震耳欲聋的警声却没有唤醒政府官员沉睡的心灵。为了跨时代发展，一些政府官员却无视对传统文化应有的保护与责任，把传统建筑当做经济发展的路障，硬生生地用经济发展的口号把传统建筑压榨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把城市规划扭曲成为一座座铜墙铁壁。于是，昔日促膝长谈的热闹融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堵钢筋水泥和高楼耸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断拉伸，间接导致今日国民道德素养水平的低下。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传统文化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不能单纯地为了谋求生路却把传统建筑深深地埋葬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因此，发展经济，必须大力保护传统建筑，才能让中国建筑文化散发出勃勃生机。然而，传统建筑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又有多少传统文化被埋没在这跨越式发展的惊涛骇浪之下，而我们，又是否能够重拾遗失的灵魂呢？

中国的文化底蕴十分的深厚，我们既需要创新又要传承古老文化，所以我们要朝着将二者完美结合的方向努力。我们喜欢旅游是因为可以感受不同地方的文化，希腊，法国，意大利，地中海等等地方，正因为它们的建筑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才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风情。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因为它们独特的建筑风格。而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风格，为何要去模仿呢。我们是华夏民族，为什么我们要将中国这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国家，自己特色的城市建造成别人的仿制品而不做自己的正版呢。我们喜欢各种风格的居住环境就把他们照搬来，但是各种建筑没有了他们原来的文化作为背景，是没有原汁原味的感觉的。各种古老的建筑是我们自己的特色，经过改造的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三坊七巷失去了悠久的砖瓦，就没有历史的意义了。希腊风格建筑并不是建在哪里，住在那里的人们就可以感受的希腊的文化与风情。因为不是在希腊，所以我们有的都只是表面的感受的而已。我们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城市表现出它的风格，让别人也来喜欢呢。

现在的这种状况是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就算在古代，建筑风格也是有差异的。这都是中国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而现在的建筑越来越大众化，只有共性，没有个性也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其实哪个年代的建筑不是一样的呢，老百姓住的房子都差不了太多。就算在古代，中国的建筑和日本、韩国的也没差多少。加之经历那样大的战争，老百姓修筑的房子大多为红砖楼。而为了加快现代化的建设，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是无可厚非的。王澍这样不免有些偏激。中国为什么如此积极呢？因为中国人穷怕了。其实中国也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想要缩小差距的想法没错，但不切实际的一味追求速度就偏离了正规了。过快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过快发展的新兴科技，在一天天方便人们的生活追求速度的同时，也存在隐患。文化的传承问题，生产出来产品的安全问题等等。中国需要反思，这样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而质量和良心又在哪呢？
上次去了北京旅游，去了北大和清华。相较于这两所学校，我更喜欢北大的校园。不为什么，就为那一进去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看北大的校门就知道。而现在由于这种城市化的建设，这种古色古香的带有中国风的建筑越来越少了。就像福州，三坊七巷的改造我一直都不支持，修复是可以的，但请保留原貌。现在改造后的三坊七巷，我觉得现代的气息太浓重了，已经找不到历史的厚重感了。为什么有人喜欢收藏古董，其实很多并不是因为值多少钱，古代的东西比现在的有多好，就为了那份文化。
所以我希望中国可以放慢些步伐，别把老祖宗丢的太远了。

果然是人少啊。。。
王澍对于中国住房超高速发战的不满，反映出了中国在现代超高速发展的问题。也许为了追上三十多年前遗留下来的差距需要加紧步伐，但是过快的发展速度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可没有那么好的头脑，没有办法用经济学观点解释，但是，盛极必衰的道理我还是懂的。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发展进度，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大量招商，抢修高铁。。。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了各种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强拆事件。
就事论事，对于建筑美感的遗失，建筑家最有发言权。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现在建筑的比拼不再是原来艺术的比拼，而是完全演化为高度的较量，北京，上海，广州，不断地刷新着最高楼房的记录，但是，只有高度又有什么用呢，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积淀，这样的楼房又有什么区别呢。文化继承的实质是文化创新，但是，连继承都失去了，更从何处谈起文化创新呢？语文老师课上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义：福州金山一代有各式各样风情的房子，有地中海的，有南美风情的，但是却没有福州的感觉。
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我们不敢说让城市化的进程慢下来，这样不现实。所以，我们只能说，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日，有关部门应该很好地保护好一些传统建筑，保留住，更多传统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