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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铜墙铁壁叫石牌：一寸山河一寸血，一个村庄一个国
重说近代史 | 2015-09-04 23:36
有一座铜墙铁壁叫石牌
——谨以此文献给石牌保卫战和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将士们
作者：张梦云，资深媒体人，策划人，善果传媒董事长，微信号：814009616
1.前言
2015年8月16日，大雨后的重庆南山祥和而宁静，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参观位于南山上的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
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区主战场，重庆是战时首都。而这里，则是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也是二战亚洲战区指挥中心，蒋介石先生的官邸云岫楼就在这里。八年抗战期间，云岫楼成为蒋介石重要的办公、生活场所，他和夫人宋美龄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抗战期间的重要军政命令，也大多由此发出。
参观过程中，朋友问我：为什么国民政府要迁都重庆呢？我说这里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庆地处西南大后方，周边高山耸立，层峦叠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法定陪都。政令云：“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扼控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当时从湖北入川还没有公路，唯一的大通道就是水路长江。但长江坐拥天险，日军要打进来也并非易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天险，便是三峡石牌。1943年5月，日军攻陷宜昌后，距离宜昌仅30多公里的石牌便成了拱卫陪都重庆的门户。日军要灭掉中国，必须攻占重庆；要想攻占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要想打通长江，必须拿下石牌。
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了二战中国战区的一个关键节点。
蒋介石提出：石牌要塞第一。
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给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江防军司令吴奇伟拍来电报，要求必须确保石牌要塞。
1943年5月25日，日军渡过清河直逼石牌要塞。次日，蒋介石再次颁布手谕，强调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
双方都深知石牌的战略重要性，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日军集结了最精锐的第11军第3、第13、第39师团共10万人。第11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的纯野战部队，被称为“钢铁猛兽”，这几个师团也是日本的陆军王牌部队，其中第3、第13师团还曾经参加过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中方则集结了15万人，由18军担任石牌要塞防守主力。
5月28日，日军第3、第39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日军第3师团从长阳高家堰进入宜昌县境，向18军11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发起攻击。同时，担任石牌要塞右翼防务的18军18师阵地也受到日军的袭击，国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还击。抗战时期中日之间最关键的一场对决，就此打响！
石牌一役打得非常惨烈，双方死亡过万。
石牌保卫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比在国内抗战史上的地位高得多。自此以后，日军转入战略防守，中国军队转入攻势，直到两年后日本投降。
彼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局势日益恶化，日军企图孤注一掷，打开石牌天险，沿长江三峡进逼重庆，尽早结束在中国久拖不决的战局。从某种程度上讲，石牌战役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命运。
可惜，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找不到这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役。
2.石牌：一寸山河一寸血，一个村庄一个国
2015年5月29日早上，天空低垂，乌云密布。我在两位朋友的陪同下，驱车从重庆前往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石牌村。我很想去看看，区区一个弹丸之地，到底是怎么跟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位于宜昌三斗坪的三峡大坝，然后连夜翻山前往位于西陵峡南岸的石牌村。到达石牌村时，村民大多已经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爬了起来。雨后的石牌村，空气如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长江对岸的山背后打过来，朝霞如鱼群般在天际游弋。一声浑厚、悠长的汽笛从山那边传来，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
长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中国的历史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长江在石牌拐了一个大弯。
站在石牌村的江边，两岸青山高耸入云。我的身后，就是石牌保卫战主战场，方圆70平方公里，像扇面一样展开。当年，15万国军将士在这里和日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硬是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
从江边开车往上走，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后山上的石牌小学。据说这里曾经是石牌保卫战阵亡将士的陵园，1万多名国军就长眠在这里。但让我失望的是，陵园已经被拆毁，现场完全看不出来，而那所小学，就建在拆毁后的墓地上！那一刻，我真的好心酸。
学校铁门紧锁，杂草丛生，明显已经废弃了。操场外面是一片林地，树木参天，杂草遍地。循着一条狭窄的林间小道进去，里面有一个干涸的水池，由条石和水泥砌成，池壁上长满了青苔。一面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旁边还立了一块牌子，明显是新的。
这所废弃的学校就建在拆毁的陵园上。
原来，这里是阵亡将士掩埋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为了让他们干干净净地走，人们从山下的长江边一担一担挑水上山，在这个池子里为战士们洗去满身的血迹和征尘，然后换上干净的军装，送他们上路，就地掩埋……
我实在无法、也不敢想象当时的场景。1万多具烈士的遗体在这里沐浴更衣、列队上路，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壮烈！那一池池鲜血，第一次让我真正领会到了浴血奋战的含义！
我们肃然起敬，轻轻拿出专门带来的藏香，每人点燃三支香，鞠躬、祭拜……
离开的时候，我发现附近有几座气派的坟墓，上面的挂纸还有几成新。想起长眠在这里的1万多名国军将士连座像样的坟都没有，不禁悲从中来：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在哪里？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逢年过节有没有人来给他们扫墓？
黄昏的时候，我们驱车来到了一个叫曹家畈的地方。这是一个宁静而祥和的小山村，炊烟袅袅，田园牧歌，充满了诗情画意。空气中有一种泥土和植物混合的芬芳，怎么也无法把它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然而，72年前的那一天，也就是1943年5月30日，这里成了一片焦土，空气中充满了血腥的味道。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白刃战，就发生在午后的曹家畈。
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战场上，曾经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是因为两军已经完全胶着在一起，根本无法开枪！只有拔刀相向，白刃肉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么杀，要么被杀！双方都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干倒对方，谁就能走出去！几千人厮杀在一起，双方都杀红了眼！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白刃战就发生在石牌。
整整3个小时！这是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白刃战，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忍的片段之一！是役，日军被击毙近2000人，1500名国军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这里。要知道，当时中国军人的单兵作战能力比日军差得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很多还是孩子！《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描写在这场白刃战中战死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雄关如铁。残阳如血。
我永远也忘不了，72年后的那个黄昏，在曹家畈，我一闭上眼睛，眼前全是血。
一摸，却是一把泪。
那天，我们开车、步行在石牌保卫战各主要战场转了一天，寻找当地的知情人，寻访战争遗迹。在石牌村4组，我们遇到了年逾八旬的高秉墙老人，他带我们参观了附近当年国军修建的地堡、坑道、掩体等工事和战地医院遗址。据老人介绍，这些遗址大多鲜为人知，很少有人光顾。
鼎锅田炮台是残存的遗迹之一。它雄踞一座高地之上，居高临下，火力可以直达江面，和其他据点的火力一起对江面形成交叉封锁。但外面的炮台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庄稼地和水池，只剩下一段坑道掩体。
为了实地感受一下，我钻进了那段残存的坑道。坑道长约20米左右，两侧墙壁由石头和水泥砌成，里面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过，而且满是泥泞，阴暗潮湿。在里面，我仿佛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遗迹和纪念碑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荡然无存。但历史就是历史，永远也抹杀不了！
3.罗广文：江湖人称“罗小刀”
2015年5月10日，我在著名作家、重庆诗词学会副会长陈仁德先生的引荐和陪同下，专程到成都拜访了石牌保卫战时任国军18军副军长兼18师师长、石牌要塞右翼防卫指挥官罗广文将军的女儿罗佑群女士。
罗佑群已经退休，此前当过民革成都市委副主委、成都市政协常委。在她简陋的寓所里，她和老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到父亲，这位满头白发的将军女儿、大家闺秀，就像当年的小女孩，满怀自豪与荣耀，娓娓地向我讲述了罗将军的点点滴滴。
罗广文是重庆忠县三汇乡罗家岭人（原黄石乡），1905年1月6日生，祖辈务农，家境贫寒。1924年，罗中学毕业后经同乡会的劝说和资助东渡日本，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29年秋毕业回国，任黄埔军校少校兵器教官和军官队队长。
1931年，罗进入陈诚的“土木系”，由于治军严明、训练有方、以身作则，深受陈诚的赏识，成为“土木系”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后历任18军18师师长、18军军长、87军军长，国共内战时任第14军军长、第4兵团司令官、第七编练区司令官、第15兵团司令官兼108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胞弟，1948年被捕后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罗广文跟重庆也有诸多交集。1939年，罗升任18军18师师长，移师重庆璧山、北碚一带，担任重庆卫戍任务。1946年春，罗被任命为14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前夕，罗广文已是18军14师42旅少将旅长，肩佩将星，位列将军，年仅32岁，意气风发。八年抗战期间，罗一直拼杀在第一线，先后参加过淞沪、广德、武汉、宜昌、石牌、常德、湘西、黔南等几十次大小战役。由于战功卓著，到石牌保卫战时，他已经是18军副军长兼18师师长。
彼时，石牌要塞正面战场由18军11师师长胡琏负责，罗广文的18军18师负责右翼防守。胡琏写下遗书，对天盟誓，身先士卒，一战成名。和胡琏一样，罗广文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坚持在一线指挥，顶住了日军的多次猛烈进攻。
石牌保卫战中的白刃战之所以能以少胜多，罗广文的“罗小刀”功不可没。原来，罗广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知日军劈杀技术的厉害。日军身材虽然矮小，但体质却强于中国人，为了对付白刃战，罗广文没少动脑筋。有一天，他忽然从宋哲元29军士兵背上都背一把大刀中得到灵感。经过刻苦研究，多次试制，“罗小刀”终于问世。这是一把刀尖仅有15公分的小刀，平时插在绑腿内无碍行走，当双方肉搏到力竭气衰时，我方士兵迅速从绑腿内抽出小刀向敌人猛刺过去，可以起到出其不意、一刀制敌的效果。
1937年8月13日，日军强行在上海登陆，淞沪战争爆发。罗广文时任18军14师42旅少将旅长，8月中旬奉命开赴罗店参加罗店争夺战。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其中最有名也最残酷的就是罗店争夺战，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一场战役，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在罗店争夺战中，“罗小刀”初试牛刀，取得了很好的杀敌效果。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罗广文都把“罗小刀”在战场上的使用技术作为教材内容传授。在石牌保卫战中，“罗小刀”再次大显身手。
作为军事首长，罗广文并非单纯的一介武夫。宜昌战役后，18师奉命开赴三斗坪一带布防，担任石牌要塞右翼防务，与日军仅隔一个深山沟对峙，鬼子近一年没有大规模行动。罗广文在做好防务的同时，狠抓部队训练、官兵文化学习和开荒种菜。
宜昌教育局的黎祥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42年罗广文驻乐天溪近一年，他的部队治军严格，军纪好。农忙时，罗师长抽出战士帮老百姓插秧割谷，在地方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在罗师长的带领下，部队开荒种地，大种蔬菜。这年全师蔬菜大丰收，不仅改善了士兵的生活，还为老百姓解决了吃菜的困难……”
“除军事训练外，每天用两小时扫盲，课本是部队自编的油印小册子，每人一册。第一课的内容是学1、2、3、4……第二课内容是学文化，好处多，会写信，会看报；第三课内容是学战术，练硬功，学好本领打倭寇。这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本……”
“时过境迁，我们对18师，对广文师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由于石牌守军意志坚决，日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士气和信心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东逃。石牌要塞虽历经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峡之滨，固若金汤，如同一座铜墙铁壁。
由于在石牌保卫战中功勋卓著，罗广文获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奖——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18军军长，陆军中将。那一年，他才38岁。
1949年12月，罗广文在四川率部起义。
1949年12月，时任国军15兵团司令的罗广文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直到1955年才被任命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1月1日病逝，享年51岁，安葬在济南市金牛公墓。
罗的晚年并不愉快，甚至可以说是郁郁而终——实际上，这个年龄根本称不上晚年。相比之下，与罗同时率部起义的原国军20兵团司令陈克非的结局要悲惨得多。“***”爆发后，陈克非因“历史问题”受到迫害，不堪受辱，于1966年9月悲愤投江自杀。
那天，在罗家，我再次想到了历史的可能性。有时，历史全在一念之间，一念即可改变历史。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4.马士弘：轻伤不下火线
那天，在罗佑群女士和陈仁德先生的带领下，我又登门拜访了104岁的抗日老英雄马士弘先生。在马老狭小、简陋的书房兼卧室里，我见到了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抗战老英雄。
马老原名马千毅，1911年8月20日生，重庆忠县石宝乡坪山村人，黄埔军校第11期学员。虽然已经是104岁高龄，腿脚有些不便，但思路清晰，口齿清楚，提供了不少关于石牌保卫战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讲到石牌保卫战，他还让照顾他起居的阿姨拿来纸和笔，亲手为我画出示意图。
马士弘和罗广文不仅有很多交集，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是老乡，都是忠县人。罗广文有个著名作家胞弟罗广斌，马士弘也有个著名作家胞弟马识途，而且哥哥都是***，弟弟都是***。年轻一代对马识途可能不太熟悉，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他们都参加过石牌保卫战，当时马士弘是罗广文手下的一名营长。抗战胜利后，马又在罗手下当过副师长、代师长，后随罗一起率部起义。
抗战期间，马士弘也是身经百战。八年抗战期间，大的战役一共有22次，他直接参与的就有6次，分别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宜昌会战和石牌要塞保卫战，还有其他各种大小战斗。
1956年，中国公开审判45名日本侵华战犯时，马士弘还曾经作为中方证人出庭作证。
石牌保卫战期间，马士弘是罗广文旗下18军18师53团3营营长。在奉命移交红花套江防任务后，迅速转移至吴家坪，向该团的要塞防区沈家咀彭家坡靠拢归建。1943年5月28日，马率部行进至柳林峡谷时，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情况十分紧急。他边部署与日军展开激战，边写了一道战报，命营部通讯班长余杰火速前往团部报告，请求增援。谁知余班长一去不复返，马只好又派了一名士兵前往求援。
在马士弘的指挥下，3营凭险阻击，日军多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团部得到消息后，派副团长率一个连和一个炮排前来增援，击溃了日军。
由于当时双方是在峡谷内遭遇，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所以战斗非常激烈。突然，日军的机关枪子弹擦着马士弘的额头飞过，“当时一摸全是血，旁边的副营长为了保护我，下巴被打掉，当场牺牲。”虽然受了伤，但马士弘考虑到战事要紧，只做了简单包扎后就立马重返一线。而那颗子弹，也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72年后，多次出入枪林弹雨、历经九死一生的马士弘谈到那些年他打过的仗，已是云淡风轻、波澜不惊：“我是个老兵，只要枪声一响，生死观念就没有了。看到那么多人被打死躺在地上，根本没有时间害怕，本能的反应就是跨过尸体，冲上去和敌人战斗！”
抗战胜利后，马士弘到了南京，在国防部第五厅担任上校副处长。后来，罗广文出任15兵团司令官，受蒋介石召见来到南京，到马士弘家邀他去重庆。1949年1月，马去重庆就职。当年12月，马作为罗广文15兵团108军241师少将副师长、代师长，随罗一起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任命马为兵团联络员。
成都解放后，周士第兼任成都市市长，任命马士弘为市商会军代室驻会代表助理兼市工商联筹委会秘书长。工商联成立后，马被任命为市工商局业务科长。文革开始后，又被下放到市食品公司任副科长直到1975年退休。
谈话结束后，马老兴致勃勃地坐轮椅出去和大家一起吃了顿饭。阿姨说，他腿脚不方便，好久没有出去吃饭了。
104岁高龄的马老，不知道是不是目前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但从这位可敬的老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百年历史。
5.余班长：我不是逃兵！
余班长大名叫余杰，是四川邻水县三溪乡一户贫农的儿子。他就是前文提到的马士弘派到团部火速求援，然而却一去不复返的18军18师53团3营通讯班余班长。
3营与日军激战的柳林峡谷距团部只有20多公里，但过了一天余班长仍未回营，大家都认为他已经临阵脱逃，当了逃兵。但马士弘还是半信半疑：“他是老兵，随我数年，参加过两次大的战斗，表现很好。”
柳林战斗结束后，53团移驻鱼坪整休。当地群众盛传，离3营驻地不远的胡家坪有一个胡姓姑娘，前几天被一中国兵从日寇手中救出。马士弘立即派人找到那位姑娘，她也不知道这位中国兵的下落。马不甘心，又约上副团长，带几名士兵亲自去调查。后在当地一个农民的带领下，找到了埋葬中国兵的地点。
那位农民说：“前几天，我们从山里逃难回来，看到路边石洞附近有中国兵和日寇尸体各一具，随后又在洞里发现中国妇女和日寇尸体各一具。妇女胸部还插着刺刀，我们分别掩埋在松林里。”
马士弘当即命令士兵将几座坟堆掘开，其中一个果然是余班长！由于前几天错怪了他，都认为他逃跑了，所以大家深感愧疚，纷纷脱帽默哀致敬，围观群众也无不垂泪感叹。
马士弘一行检查了死者尸体情况，发现洞外日寇尸体无枪伤，颈部有紫色斑痕，可能是被掐死的。而余班长身遭枪击数处，估计是在与日寇搏斗中掐死对方后，遇另外寇兵于枪战中牺牲的。
马士弘和副团长商议，决定将余班长迁葬鱼坪，择地盛掩。
正准备抬走余班长遗体时，胡家父母和姑娘带着村民数人，也赶来寻找亲人尸骨。姑娘见到余班长遗体，跪地痛哭。
胡姑娘回忆道：“那天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和嫂子逃到这里，准备往后山跑，看见山下穿黄衣的鬼子向这里赶上来，还在打枪，我们赶快躲到了石洞里。过了一会，一个鬼子钻进来了，他打燃了火，我后退时不小心跌倒了，发出响声。鬼子把枪靠在洞口，取下枪上的刺刀走了进来，向我嫂子扑去，我快吓晕了，一动不敢动……”
“嫂子和鬼子打了起来，用牙齿咬鬼子的手，又摸到一块石头，向鬼子头上砸去。鬼子爬起来，一脚踢倒嫂子，拿着刺刀嚎叫着向嫂子胸膛刺去，嫂子一声惨叫，不动了。鬼子看见我，又向我扑来，我已下定决心以死相拼。我打了他一石头，没打到，只好边拼死反抗，边高声呼救……”
“正在这时，一个人走进洞来，一脚将鬼子踢开，随后一声枪响，鬼子也不动了。那人说：‘我是中国人，不要怕，快跟我出去。’我见是个中国兵，知道遇救了。谁知刚走到洞口，就遇到一个鬼子，中国兵开了一枪没打中，扑上去和鬼子厮打在一起，同时高喊：‘快跑！’我如梦方醒，赶忙往后山跑。现在才知道是这个余班长救了我，他是为救我而死的！”
胡姑娘说完，又伏地痛哭。胡家父母见儿媳惨死，也扶尸大哭，场面十分凄惨。围观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纷纷向日寇尸体投掷石块。
回营后，团长决定开一个大的追悼会，祭悼全团在石牌战役中阵亡的官兵，并对余班长追记一等功，军部、师部和友团都送来了花圈。
开追悼会那天，胡家父母带着姑娘，村民抬着全猪全羊前来吊唁。胡姑娘由母亲扶着，身披白纱，跪在阵亡官兵灵前失声痛哭，感天动地，观者无不落泪。
余班长，一个曾经被错怪的普通中国士兵，用他的鲜血、生命和忠诚，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了石牌保卫战，捍卫了军人的尊严，诠释了军人两个字的含义。
“我营的士兵，95%来自四川，而且几乎全部是农民。他们很多是被强迫、被抓壮丁来到前线的，平时也有开小差当逃兵的，但一听说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就再也没有逃跑的了。”马士弘说完，闭目垂首，良久无言。
6.后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个村庄一个国。”站在石牌后面的高山上，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
从高处往下看，石牌村脚下的长江就像一个大大的“V”字。石牌，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以胜利的姿势，挡住了日寇沿长江西进的铁蹄。就像那座伫立万年的石牌，如中流砥柱，屹立不倒！
石牌村脚下的长江就像一个大大的“V”字。
站在高高的战场上，大风起兮云飞扬，仿佛中国军队的厮杀声，我能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场。当年，中国军人就像神一般的存在，将10万日军死死钉在这里。那1万多名国军阵亡将士，生的时候守在这里，死了也永远守在这里！
因为他们深知：石牌不保，重庆便不保，中国便不保！
有一座铜墙铁壁叫石牌。
石牌保住了！重庆保住了！中国保住了！
最后，向1万多名在石牌保卫战中阵亡的将士致敬！向255名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将领致敬！向所有为国浴血奋战的人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