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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王澍 因为悲悯，所以缅怀
文/赵渌汀
<<新周刊>>第445期
他曾在CBD高楼环伺的空间内建起一座古典材料砌成的江南民居，希望它能成为“有独立生命的物”，在现代社会绽放出另类的物质文明光芒。
王澍没有微信，不发微博，陌生电话不接。如果不是3年前普利兹克奖的突然“闯入”，王澍的生活空间也许会更加私密。
“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与“中国建筑师王澍”划上等号后，这个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赋予王澍如下符号：叛逆者、特立独行者、坚持者、物质文明的再发现者……
王澍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做建筑的”，更偏向于称自己是“做房子的”，于是才有了用700多万片废砖旧瓦做材料建成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他的作品，曾一度被外界评价为“脏兮兮的建筑”。
“大拆大建之后的钢筋混凝土才算是干净吗？！”面对质疑时，王澍经常如此反问。他认为自己更贴近于当下物质文明的“再发现者”。“别人不要的，我组合起来，在历史的基础上重建。”
他誓要唤醒“中国本土建筑的生命力”，唤醒古老城市的远古记忆。他悲叹“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已到最危险时刻了”，并苦于“无人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还能守住吗？”他抛出疑问，同时也无数次自问。
拆迁拆走了房屋，却拆不走人们对城市的片段记忆。砖、瓦、泥、竹、木、檐是对传统建筑的致敬，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
王澍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叛逆者”。
25年前，王澍写下《死屋手记》。这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同名的硕士论文，开始了对中国建筑界的“切诊把脉”，并展开了从梁思成起至导师齐康的一系列批判，一时在其母校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内争议不断。他把这种反叛精神归咎为钱钟韩校长所说的“不要迷信老师”理论。“我从小就叛逆，觉得老师上课谈的都太浅。”
而更大的叛逆，则体现在2004年年底王澍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如今业界普遍视之为王澍在建筑领域的代表作。王澍规划下的校园内，出现大面积的白墙黑瓦，富有国画水墨的韵味，整体规划呈现“遇建筑则密，遇山水便疏”之态。而在布局、色调、外观皆自成一派后，象山校区在建筑材料上的选取，引发了巨大争议。
700多万片废砖旧瓦，筑成了象山校区的主建筑群。这些废弃的建筑材料，是王澍自2000年起，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而来。拆迁后的脏东西也能用来再建房？业界开始批判他，并掀起“脏东西能建好建筑吗？”的大讨论；公众开始质疑他，“怪里怪气、凹凸不平的拼凑匠”；连校园里的学生也不喜欢。“他们公开问我，王老师，我们费了好大功夫从农村考到城市，现在可好了，非但没在校园里看成现代化的建筑，反倒天天对着类似农村的破瓦旧房。”
面对外界的责难，王澍数度开腔予以回应。在他看来，拆迁拆走了房屋，却拆不走人们对城市的片段记忆。砖、瓦、泥、竹、木、檐是对传统建筑的致敬，是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这些典型的南方建材，在拆迁中迷失，需要在重建中重新被唤醒。他赋予建材生命力，企望用手工的建造方式，抵制现代技术导致的世界的异化、生活的异化、人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无根状态。“拆迁让很多人成为无根的一代，我们不能再失去更多的城市回忆了。”作为对逝去建筑及城市文化的纪念，他用“叛逆”的废砖旧瓦揭示出房屋与时间的关系，作为可持续本土建筑理念的现代化延续。
“人都说我叛逆，敢问有谁见过迷恋传统建材，去重新发现逝去城市文化的叛逆者？”
他硬生生地在CBD高楼环伺的空间内立起一座古典材料建造的建筑。
“他们没守住，我守住了，我很庆幸。”王澍感叹。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激荡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轮突进狂潮。而作为与房地产行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建筑设计师，则一举成为时代弄潮儿。“很多人参与商业设计，争名逐利的同时，赚了不少钞票。”其时研究生刚毕业的王澍，并没有追随多数同学的步伐，进入商业设计领域，而是与妻子来到杭州西湖边的村落，开始了一段自我反思的隐居生活。那段时间他与建筑工地工人打成一片，结识了不少建筑工匠，并逐渐意识到“建筑活动的实质，是为了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道理。
“那六年对我如今建筑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身边的人都没守住，躁动地舞动着钞票。我守住了。虽然没什么钱，但我很庆幸我毕竟守住了。”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这是某媒体对王澍设计理念的评述。业界曾这样评论他：通过对某些行为的不合作、不认可，从一个侧面去坚持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
王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好建筑”是如何诞生的：“有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设想，似红军长征般地走下去，路遇羁绊纠葛不予理睬，直至终点仍保持纯度，且未有分毫减损，反而更加坚硬，如此这般，方为好建筑。”
王澍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自己一直都在坚持。
“王老师，我们这里是宁波的CBD，是奔着‘小曼哈顿’的定位去的，你造这些脏兮兮材料搞的建筑干什么啦。”2004年宁波博物馆设计初期，面对王澍坚持的“民间村落取料”方案，甲方不愿意了。
“这项建筑，是不是一项新的高难度建筑？”
“是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没把握建好？”
“是的。”
“那么我们中间，谁相对建好的把握大一些？”
“当然是王老师你。”
“那就相信我吧。”
激烈的争论中，王澍始终在坚持。他从象山、奉化等地的大小村落里，半年内收集起50余万块废弃的明清时代的瓦片、碎砖、残片、毛竹，以江南民居之名，硬生生地在CBD高楼环伺的空间内立起一座古典材料建造的建筑。王澍希望博物馆能成为“有独立生命的物”，在现代社会绽放出另类的物质文明光芒。建设初期，博物馆周围的村落全部拆迁，王澍希望守住最后的一线城市生机，让水泥墙体凸显出竹片的纹理。“在挖土机挺进村庄摧毁旧屋后，我希望帮宁波城守住最后一方净土，也守住时间，收藏时间中的艺术。”
“造地标运动、高度竞赛、建筑山寨狂潮……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
谈及自己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关系，王澍认为自己是物质材料和建筑设计的“再发现者”。现代文明与自然、文化的博弈中必然产生冲突，如何去发掘传统，对经典及糟粕进行扬弃，这是王澍心中的大事，同时也是事关中华传统文化兴衰存亡的大事。
2004年建成的宁波美术馆，体现了他的忧虑和观念。宁波美术馆选址于原宁波轮船码头，这个19世纪中叶曾是欧美各国往来上海和宁波的枢纽，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王澍参与设计后，提出应小心保持“吐纳着城市与一条江的方向性”，并保留了原有航运大楼的空间结构。
“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一个美术馆，怎么建得跟航运楼一样，太高了！”殊不知，该馆旧址便是航运楼，王澍认为这种高度里遍布着空间回忆。同时他选择宁波传统建筑中常用的青砖作为材料，勾勒出对城市的古老回忆。
“造地标运动、高度竞赛、建筑山寨狂潮……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王澍的担心，不仅仅在于早年城市化进程中屡见不鲜的拆建现象。他悲悯传统文化因子在现代建筑中绝缘，厌烦打着“宣传复兴”口号到处挺立钢筋混凝土的做派，并时刻忧虑中国建筑该去向何处。
王澍担心中华传统文化会在钢筋混凝土面前走至尽头。“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酷爱书法，大学起便开始观帖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同时精通园林、文学、哲学，“如果不做建筑设计，我更可能成为靠写字儿吃饭的”、“浸淫在传统文化里，免不了会用哲学眼光去批评现代建筑”。
如今他认识到光靠坚持和再发现物质，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人和自然，人和建筑，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条路漫长，用他的话来说，“道阻且长，但必须走下去”。
王澍的猎物清单
书 朱家溍《故宫退食录》
收藏 清代砚台
书法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