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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篇文章选摘自《听大师讲哲学》一书。
鲁迅：“从来鲁迅：“从来如此，便对么？”
继陈独秀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便是鲁迅。鲁迅对国民性的解剖和无情鞭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希望通过科学和文学的启蒙工作，来挽救“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重铸“民族的脊梁”。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青年时期曾经留学日本。那段时间，正好是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东京也就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鲁迅深受孙中山等人的影响，醉心于革命，他说“改良必败，誓做革命之骁将。”
鲁迅留日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而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交战的地方正是我国的东北。而我国的国民却是如此麻木不仁，不是做看热闹的看客，就是充当日俄的奸细。鲁迅在他的《滕野先生》一文中讲到：一次，他在电影中看到，一位中国人被日本人抓走并处以砍头，理由是他被指控为俄国人的奸细，而他的中国同胞们竟是争相去看热闹！
鲁迅先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震惊于同胞的愚昧与麻木！
他来日本本来是学医的，这次的震动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因为在他看来，医生只能医治身体的疾病，而要“医治”国民的愚昧、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却非文学不可！
于是，在鲁迅的笔下，受传统浸泡过的国民一个个粉墨登场：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孔乙己
在《阿Q正传》中，鲁迅着力刻画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不很多“名言”：当他被人看不起时，他便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当他遭人痛打一顿后，他便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当他被比他强硬的“王胡”、“假洋鬼子”侮辱后，他只会去找比他弱小的“小尼姑”出气：“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阿Q没有勇气追求爱情，却只知道要与“吴妈”“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当他遇上了与他一样下等的“小D”，他便来了勇气：“我手执钢便将你打！”；当“假洋鬼子”等人“革命”时并没有叫上他，他“越想越气”：“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一一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假洋鬼子”没有被“砍头”，愚昧却把阿Q送上了刑场，他还觉得很有面子，竟对着与他一样愚昧的围观者高呼：“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除阿Q的“精神胜利法”外，还有村妇祥林嫂的迷信（《祝福》）、农民闰土的迟钝（《故乡》）、市民华老栓的麻木（《药》）、“读书人”孔乙己（《孔乙己》）的迂腐等等。
那么，中国的国民何以麻木， 中国的国民性何以可悲？
是传统礼教，是封建道德！鲁迅与陈独秀一样，从中国落后的传统、落后的文化中找到了根源。
闰土，这位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很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是怎样把一个很有灵性的孩童变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国民。鲁迅是如此描写孩提时代的闰土：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这少年便是闰土。
多么可爱的少年，多么天真的人性。
然而少年的灵性却被中国的封建传统一点一点地压抑与侵蚀了，最后竟至于丧失怠尽。三十年后的闰土已变成了一个只会“磕头”与“摇头”的地道老农：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1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与闰土一样，原先美丽可爱的“豆腐西施”，竟也变成了刻薄贪婪的“圆规”。
封建传统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
鲁迅对传统熏陶下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比如对于“中庸”，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鲁迅认为，所谓“中庸”，其实乃是敬且偷生者的惰性和卑怯的表现，他说：
“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正是由于中国人以“中庸”为幌子掩饰自己的卑怯，所以，“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做了奴隶还万分地高兴，因为低头往下看看，还有人连牛马都不如呢。而当连牛马不如的人发出“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时，再给你略等于牛马的价硌，“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繁荣昌盛人，究竟忆等于牛马了”，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做起牛马来。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正是这种劣根性的活脱脱的象征。阿Q了打，说一句“儿子打老子”，心理便平衡了，更何况他还能神气十足地去打小尼姑呢，“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这也便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倘使挣扎着硬往上爬，那么“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你也可能从牛马变成奴隶，但更可能连牛马也做不成了。因而，他们永远不敢也不想从卑怯的阴影中走出来，去争取作为“人”的价格。
“中庸”的结果，必然造就中国人的“瞒”和“骗”。鲁迅愤慨地指出：“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
人们争相追名逐利，却又不敢公然表现，于是便在道德的幌子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瞒”和“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人。”
在人人自欺与欺人、瞒和骗的过程中，人的真情、真心全被掩盖起来了，有的只是一副副“假面具”。人们在假面具后面自觉或不自觉地说着谎话，企图在瞒和骗中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
鲁迅在《立论》中有精彩的描绘：夸别人的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做官，虽然都是骗人的谎话，得到的是感谢和恭维；而若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句千真万确的真话，得到的回报却是一顿毒托若既不愿撒谎，也不愿遭打，那便只好打哈哈：“阿呀！这孩子呵！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
但是，要想事事走中庸之道，做到八面玲珑并不容易，到头来，毕竟要露出真形，露出真形，露出瞒和骗的劣根性来，“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双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
尽管如此，“骑墙术”仍被中国人奉为圭臬。鲁迅揭露说：
“夫近乎‘靖印，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后者则‘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
鲁迅先生认为，讽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应该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并说这样“才是中国人的‘持中’。”这一改，道出了中国人表面上堂而皇之的“持中”，其实乃是瞒和骗，乃是骑墙随风倒的一种观望术而已。
鲁迅还对中国国民盲目从众、不敢为天下先的麻木与卑怯心理作了鞭辟入里的无情批判。他说：
“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空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似乎中国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
然而国人又是讲究面子的，又不敢为天下后而遭人耻笑，于是只好人人一副面孔，一个步伐，随波逐流，终至于麻木不仁。
比如中国人的“自大”便是一个绝好的说明，“中国人向来有点大。一向可以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种所谓的“自大”其实“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宣战。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人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吃亏。”
鲁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于此感触更深，其痛也更重，他叹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开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纷纷逃亡”。
鲁迅对这些受传统腐蚀的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因此，他要把改造“国民性”、启迪个人自觉、争取个性解放视为启蒙的第一要义。
医治国民的劣根性，就得找到“病根”。“病根”就在中国的封建传统！
于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大声呐喊：“从来如此，便对么？”
是对传统的大胆怀疑。
然而，在传统社会里，胆敢怀疑传统者一律会被视作“狂人”。鲁迅通过这样的“狂人”的目光来审视两干多年的历史：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之所以要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因为，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众多昏睡者。有—位先觉者起来，他想开个窗户，通光通气，但他深知国民的中庸性格。如提出开窗户，必遭反对，达不到目的。相反，如果提出偏激的口号，说是要砸烂这个黑屋子，那么众人商量的结果，必然采取中庸的态度：砸烂倒不必要，开个窗户也就行了。于是这位先觉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鲁迅与其他新文化运动战将一样，一方面对传统抱着彻底否定的激进态度，另方面对于西方文明，鲁迅则主张大胆“拿来”。他在杂文《拿来主义》中说：对于外国的东西，“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 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就极力推崇西方的“科学”，他说“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治“思想上的迷信、愚昧、不改现状、不思变革的病”。
鲁迅想用自己的笔，通过不懈的战斗，去唤醒愚弱的国民，他满怀敬意和希望地称赞那些敢为天下先和不耻最后的人“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中国人到底缺什么
【提出问题】中国人缺什么？当这个问题提出来时，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大堆，中国人缺的东西太多了，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道德，中国似乎只有缺的东西而没有有的东西。
有人曾经就这一问题在大学生中做过调查，虽然答案应有尽有，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普遍认为中国人目前面临“信仰真空”，即没有理想，没有信仰！
大学生李颖说：中国人过苦日子的时间太长了，富裕一点的日子到来后，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惊喜之下，特别容易满足。满足之后就没有理想了。我们想用任何一种东西都有无数的选择，我们不需要有更高的追求，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能满足我们，这是一种错觉。尤其是年轻一代成长在物质方面已较丰足的年代，从而缺少一个追求的过程，这特别可怕。现在人的理想已经蛻化为很实际的一种理想，他们只想到下一步的理想，而不是后十步、后一百步的理想。50年代没有经历过，但80年代我知道，那时很多人心里装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大的理想，为生存的大环境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去努力、奋斗、付出。现在我们的理想更多的出于个人目的，我们也奋斗也付出，但我们更要求回报。
大学生王晓晶也说：
我觉得中国缺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信仰。现在的人很多事情都敢做，就说制假贩假吧，那些假药假酒假食品，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却屡禁不绝，为什么那些人总要铤而走险？利益是一方面，另外‘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敬畏，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怕报应，无法无天。这是因为没有信仰。
【是什么】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了吗？
自古以来，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精神信仰存在。所谓信仰，一般地讲是指对某种宗教、某种主义的信服、崇拜，进而奉为个人或集体的言行准则和首先标准。而且这种精神信仰具有无意识的专和排它性。不管其信奉者意识到与否，他在追随本团体公认的偶像和其信仰的同时，都相对地弱化了对外部其他权威和理论的崇拜和信仰。
【信仰的价值】可见，“信仰”之于民族，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正如上帝将西方世界凝聚了起来一样，真主安拉则将阿拉伯人凝聚了起来；之于个人，则又是一个人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以及终生的追求目标。信仰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守住的“精神家园”。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家园，注定了要四处漂泊，四处流浪。同样，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灵魂也会四处漂泊，四处流浪。他活着，因为没有目标而空虚，而无意义。就像下面这个寓言故事中的那位仆人：
有一次，主人要在客厅里钉一幅圓，请仆人来干这事。画已经在墙上扶好，正准备砸钉子，他说：“这样不好，最好钉两个木块，把画挂上面。”于是，仆人就去找木块。
木珍报快找来了，正要钉，他说：“等一等， 木块有点大，最好能锯掉点。”于是便四处去找锯子。找来锯子，还没有锯两下，“不行，这锯子太钝了，”他说，“得磨一磨。”
他有一把锉刀，锉刀拿来了，他又发现锉刀没有把柄。为了给锉刀安把柄，他又去外边的一个灌木丛里寻找小树。砍下小树，他又发现那把生满老锈的斧头实在是不能用。他又找来磨刀石，可为了固定住磨刀石，必须得制作几根固定磨刀石的木条。为此他又去找一位木匠，说木匠家有一现成的。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见他回来。
那幅画，最后，还是由主人一边一个钉子把它钉在了墙上。
后来，人们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街上，他正在帮木匠从商店里往外架一台笨重的电锯。
当然了，现实生活中，像这位仆人那么傻的人，或许不一定存在。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却是有很多人，因为外界种种的诱惑，而偏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误人了歧途，最后也成了“走不回来”的人。
可见，倘若人生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我们将会误人歧途而迷失方向。
【信仰为什么缺失】电影，《阿甘正传》想必大家都看过。其中关于中国人的一段对白很有意思。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阿甘从中国回来后，被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邀请去作演讲，演讲中有人间他：
“听说你去过中国大陆？”
“去过。”
“请你谈谈对大陆的印象。”
“那里的人民很穷，几个人穿一条裤子。”
“听说他们不相信上帝。”
“是的。”
“天哪！那他们活着为什么？”
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既不追求物质（很贫穷），也不追求精神（没信仰），中国人到底活着为什么？
富裕而又笃信上帝的美国人为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人活着要么追求物质金钱，要么追求精神信仰，或两者兼而有之。中国人似乎对物质与精神、金钱与灵魂都漠不关心。
【历史、文化】阿甘不知道，中国人不要财富不要上帝，他们要的是“道德”道德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一直把成为“圣贤”，看作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价值和目标。
因此，像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住在陋巷，喝着冷水，嚼着窝窝头，不仅不觉得痛苦，反而大呼“快活”，依然手不释卷，孜孜以求。故颜回被人们仰为“贤人”。
儒家建构的道德秩序，是以“皇帝”为绝对权威的，“皇帝”是道德世界的主宰，服从皇帝就是服从道德。这样，儒家巧妙地将“道德至上”转化成为“皇帝信仰”，“皇帝信仰”便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佛教的最高信仰是“佛”。善男信女们吃斋念佛，甚至遁人空门，希冀能够脱离人生苦海，进入佛国天界，永无轮回。事实上，大多数不过是“临事抱佛脚”而已。
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道教，则抬出了不死的“神仙”。“神仙”个同于西方的上帝，上帝生活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而“神仙”在理论上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仙及鸡犬”。要“成仙”，先要“得道”，要“得道”，先要“养生”，于是，，一大批的中国人对“养生”乐此不疲，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肉体成仙”。于是，中国人有了一套“活命哲学”。
在由以儒、道、佛共同建构的信仰下，老百姓最终被驯服成了“只要义务不要权利”的奴才，他们匍匐在皇帝脚下，对他顶礼膜拜。皇帝以及他所喂养的封建官僚们则高高在上，他们是“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主人，对百姓的人权可以任意侵犯！
然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绝对不对等，居然能够安然相处了两干多年！
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宣告了封建社会的终结，将神仙和皇帝赶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代之以全新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信仰。
【经济、人性】改革开放后，穷得揭不开锅的中国人开始致力于“脱贫致富”，开始从对道德的追求转向对金钱的追求。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转移了，原来的道德评判体系不灵了。金钱成了衡量个人才能和个人价值的惟一尺度，甚至成了人们人生追求的惟一目标。共产主义信仰在人们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中，渐渐动摇。
金钱时代，常听到说的一句话就是“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
在熠熠发光的金钱面前，什么亲情、友情、爱情、人格、尊严、道义、良心、责任等等，通通黯然失色。在金钱面前，很多人的心态失衡了。
【怎么办】“富起来”以后怎么办？
散财济贫吗？只能助长穷人的懒惰，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富人的灵魂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显然，散财济贫除了使富人得到一点好的名声外，并不能帮助他找到精神家园。
继续追求金钱吗？前面我们已说过，物质财富无法代替人的精神家园，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灵魂的安宁。
灵魂得不到安宁，找不到精神家园，找不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于是富人们迷惘、骚动。怎么办？富人们只好将手中大把大把的金钱去满足感官的享受，在纸醉金迷中寻求刺激，麻醉自己。
当然，光有信仰也是不够的，还要求必须有正确的信仰。“***”的信仰显然是邪恶的，是反人类、反理性的。这样的信仰，对人类来说，只能是更大的悲剧。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有句名言迷信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
“傻子”有两种，一种没有多少文化、不懂科学、智力水平又很低下者，这种人为数不少，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量存在，才使像***这样的邪教能够在中国大陆横行；第二种“傻子”是表面看来他们或许一点不傻，而且有文化、懂科学、智力水平也很高，其中也不乏专家、教授，但是他们只是在自己狭隘的专业知识领域是高智商，而对于专业以外的知识，他们往往是个“白痴”或“低能”，因此也很容易受骗子的诱惑而“走火入魔”乃至“执迷不悟”。
人活着，必须有信仰，有崇高的理想。理想和信仰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有了“精神家园”，有了崇高理想，你就能经受得住外界种种的诱惑和考验，你也就会守住真正的自己，守住心中的一片“净土”。同时，你也就会有极大的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和逆境，你就会在不平等的人世间更大胆地去体验，去生活，去追求。这‘样，你也就会比别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现代人迷失了方向
尼采在19世纪末就说过，现代人迷失了方向。进入20世纪的西方人才突然感到这个预言的真正份量。
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普遍认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正在把人类以及人类文化带向一个陌生、冷漠、黑暗、充满危机的世界。
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日以继夜地发明技术，但大工业使人变成机械的一颗螺丝钉，人性丧了。各民族为了谋求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的强大力量而组织在一个技术工业的政治组织中，但冷酷无情的官僚政体使个人变成一个号码、一张证书，个人变得软弱无力了。
西方人摧毁了曾维系他们信念的上帝，但在各种模糊易变的大众意见中，永远找不到稳定有效的生活信念。
现代人遭遇的危机，实质是理性主义文明发展到顶峰后的衰落，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崩溃。
人类迷失了方向，人类不得不停下来反思
雅斯贝尔斯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科技引发的危机】
雅斯贝尔斯是当代与海德格尔、萨特鼎足而立的存在主义哲学家。1949年，雅斯贝尔斯应邀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晤”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新人道主义的条件与可能”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雅斯贝尔斯系统地分析了“由技术、由政治和由西方共同精神之瓦解”所造成的现代西方人的困境。
雅斯贝尔斯认为，科技的发展使人成了机器的附件。
雅斯贝尔斯首先对技术时代本身的含义及其对劳动方式、劳动组织和社会秩序所产生的后果作出分析。
他说，近现代的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财富比以往增长了，这样使得人口大量地增长，并使他们有可能获得某种生活条件，如阅读，书写和计算的能力业已成为普通必备的才能，这反过来又成为技术世界继续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技术也带来了一种不自然的、不同于手工业和农业以及古代充满人情味行业的劳动方式。技术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每天不得不重复进行同一种单调的劳动。这同一种劳动的重复进行，以至达到这样的境地，人成了机器的一个功能，可以像机器零件一样任意配换。这一时代特征已经扩张到人类每一种活动里去，甚至娱乐的方式也都带有这个特征。在我们看来，人现在真正可以做到自我遗忘，这就是说，今天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对于事情之无关于其个人，反而感到满意。我们正在向着使一切都成为机器功能的道路前进。
这就是说，技术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使人类的发展片面化了。人在消费领域相对富裕的巨大代价是人成了机器的部件。这样，技术的整个意义，在现代越来越成为一个大谜，而它的未来发展结果实难预料，于是现代人陷入了技术和工业时代的第一个困境之中：一方面，人们死守着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不肯放弃，并且指望更多的技术带来更富足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陷于单调的机械的无情运转之中，至多发出一阵无力的抗议。
事实上，技术是不能不用的，雅斯贝尔斯说，在技术发明以前，世界曾经长期酣睡，是技术才把人民群众从世界的酣睡中残酷地唤醒过来。在将来，假如技术失败，就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灾难，整个大地荒芜成为废墟。那么，惟一的出路是学会并控制技术，问题在于，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重新发挥个别人的不可代替的东西，如何使人重新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仅仅在日常职务的轨道上机械地奔驰呢？问题提出来了，新的方向也选定了，但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却不知在何方。
不仅如此，雅斯贝尔斯更看到了割断历史使人丧失精神家园。
雅斯贝尔斯对随技术、工业、政治制度的发展而引起的西方共同精神的瓦解作出分析。
他说，技术和政治已经把几千年传留下来的精神状态几乎完全摧毁了。现在已经再也没有共同的西方世界了。再也没有共同信奉的上帝了，再也没有校准的人生理想了。今天西方的共同意识只能用3个否定来加以标志，那就是：历史传统的崩溃、主导的基本认识的缺乏、对不确定的茫茫将来的彷徨苦闷。
他说，历史传统的崩溃是现代技术和政治的反历史倾向的后果。由于舍弃了历史的连续性，我们的西方意识，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家庭都变成不相干的东西了，甚至友谊中的相互终身信任也变成无意义的行径，而各人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一点回忆不留了。
由于历史传统的破坏，教育只限于教：些实用的知识和一些为了宣传而编制出来的理论教条，所以历史就等于被割断了。现代人不仅与历史割断了联系，且与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天主教教义割断了联系。他说，今天，已不存在什么与天主教义相当并可取而代之的东西。
意识是分崩离析的、光怪陆离、干变万化的，可是，万变不离其宗：永远是杂乱无章的。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中，当然也可能出现某些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借政治势力而在某一个时候风靡一时，但是它们没有力量能铸造出一种人的精神存在来。
在这西方共同意识崩溃瓦解的过程中，它使我们人的存在呈现一片混乱，整个人类的意识正在瓦解，正在破裂成为越来越空虚的个别人的意识原子。
但雅斯贝尔斯仍然指望，有一种共同的西方意识能从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个别意识中涌现出来。他甚至希望上帝的复活和降临。事实上，重新恢复上帝的权威，重建上帝的信仰，在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由于现代西方人与历史和精神传统割断了联系，于是人丧失了信念而感到傍徨苦闷。
雅斯贝尔斯说，对将来的傍徨苦闷是因意识到整个的威胁而产生出来的。人们意识到，我们枉费心机永远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坐落在一个火山口上，这个火山行将爆发是肯定的，只是不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样地爆发。我们现在所生活于其中的这种状态仿佛是处于死刑缓期执行时期的人。表达这种绝望情绪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
现代文明要把我们引向何方
台湾歌星郑智化唱过：“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
是啊，人类自从拥有了科技，就开始不知道自己了，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了。其实，我们的那点知识也只不过是了解了自然界的皮毛而已。
如，对于我们每天踩在脚下的“地”，我们钻探深度不过以10公里计，与地球半径(6378.14公里)相比，不过才干分之二三。若是个苹果，我们连表皮的深度都没啃破。
再比如，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一种基于分子随机碰撞的生命起源理论付刚提出，就被英国天文学家弗•霍依勒评价说：“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11殉1利用席卷整个废料场的飓风来装配波音747喷气机一样。”这种儿率无异于让一只猴子在计算机键盘上胡乱跳蹋，居然打出了一部“莎士比亚”。
我们再以被誉为“科学的王冠”数学为例，我们用极高深的数学、极复杂的公式、极庞大的程序，在超巨型计算机上进行长时间运算，其实也只能以极其有限的精确度，计算一些比较简单的分子，更何况大分子、生命大分子体系。而大自然虽然不懂数学，但描绘它的数学为什么几乎是无法达到的艰深呢？
现代科学如此狂妄，到底会把人类引向何方呢？
十九世纪末，牛顿经典力学已达到了几乎完备无缺的程度，正如当时某些科学家所指出的：今后科学的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六位去寻找。但是，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经典力学遇到了一系列有力挑战：X射线、放射性、电子等等新发现，动摇了牛顿力学的基础，牛顿力学的局限性彻底暴露，经典物理学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一系列新的科学发现证明：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领域，而对于微观和宇观领域，牛顿力学则是鞭长莫及。
于是，两门新的学科诞生了，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适用于宇观领域）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适用于微观领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构成了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即现代科学革命。现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导致了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固然，科技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迅猛发展，但是，另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效应。
首先，科技的发展导致人性的异化，人情的冷漠。
科技物化出来的是一堆堆冷冰冰的机器，理性则又是表现为一条条冷冰冰的规律。而人性（人的自然属性）则是多方面的，它不仅需要有理性，更需要的是情感，是温暖，而科技、理性主义则剥了人的这一需要。相反，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规律的宿命。人强大的科技面前感觉到束手无策，只有恐惧和颤栗。甚至担心，总有一天，人类的命运将被人类创造的电脑所控制。
其次，越来越细致的学科分类和专业分工，正在使人类日益退化。
有人研究动物习性，专门设计了一个“三项全能”项目：“行军30公里——潜水1 5米——爬绳数米”。据研究，除了人类以外，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没有能力完成这三项运动。尽管各单项冠军可以分属各种动物，而人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全面性与综合性。现在人类专业知识越来越窄，势必造成其全面综合素质的降低。这种单项进化中的整体退化是一个不祥倾向。
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日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宫廷点心待客。答日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
再其次，科技应用于战争，人类危在旦夕。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首先不是用来为人类改善生活，更多的是用于消灭人类的战争。比如，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弹的出现等等就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与战争的结合，对于人类的未来将是毁灭性的。二战中，日本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数十万人丧生，二战后，超级大国的核竞赛，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着随时被毁灭的威胁。人类处于灭绝的边缘。
最后，“全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即人类面临的四大困境或四大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生态危机。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正在越来越多地消耗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的全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