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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需要有何种品格？在温和坚定中实现理想，在知识之海中追求独立，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有自我认知，在低调内敛的同时谦谦有礼，在拥有财富的同时热衷慈善，在拼搏向上的同时保有赤子之心，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用心生活……君子，不唯书、不唯上、不畏直言——君子就是永不丢弃生而为人的责任。






    不止一个论者说过，看胡适的照片，比看胡适的文章还有意思，因为胡适的长相，“完全是君子相，完全是学者相”（陈丹青语）。

     学者张中行曾描述胡适的相貌：“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其实胡适并非“永远穿长袍”，他也穿西装，不过，无论长袍还是西装，他都穿得熨帖自如，透出骨子里的斯文通脱。

    世人多半会比较鲁迅和胡适，认为鲁迅是真文豪，但性子失于尖刻；胡适是真雅士，性子亲切平易，令人如沐春风。当年林语堂曾在杂志《论语》上宣布，给本刊撰稿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都是因为胡适的朋友、或者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在《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这样回忆在胡适门下五年的感受。罗尔纲家境贫寒，最初到胡适家是担任抄写员。每次有客人来拜访，胡适总不忘向客人介绍罗尔纲，“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胡适对学生的体贴之心，让罗尔纲每念及此都“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不仅如此，胡适跟贩夫走卒也能做朋友。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写信向胡适请教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胡适不仅回了信，还跟这个小贩成为朋友。这个小贩经常到胡适办公室去看他。就如同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时，学生随时可以到办公室找他——他办公室大门对所有人开放。（文/谭山山）






    《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译著以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所呈现的傅雷，是一个喝咖啡、抽雪茄的西方绅士；而《傅雷家书》所呈现的傅雷，则是一个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君子。

    他这样写道：“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的harmony。”

    harmony有和谐、圆融之意，而和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里所讲的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会痛苦。所以傅雷说，“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东方人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因为忘我所以能合一”。

    傅聪7岁学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几何这几门课请家教来教，语文课则由他亲自来教：“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而在对中国画家的臧否中，可见傅雷为人的率直，比如他评张大千：“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他自己创作时，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白阳、青藤、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激浊扬清、正义直指。 （文/谭山山）






    这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人，2015年1月13日，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周老这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85岁以后直至现在，他是启蒙思想家，笔耕不辍，《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他100、104、105岁时面世。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篇中，周有光这样评价自己。

    学者张森根认为，周有光的第三段人生，甚至比第二段人生还了不起。张森根用三句话来概括周有光：第一句，他是说真话的大师。说真话不容易，但中国现在奇怪的是，老一代人比年轻人更敢讲真话。第二句，他不讲主义，只讲规律，是研究规律的大师。第三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批评精神。他提倡“不怕错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进步。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狗屁文章”，顶多算杂文，看完就可以扔了。而且他就喜欢看别人骂他的话，其子周晓平回忆说，“骂人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文/谭山山）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早年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说是她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自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和钱钟书同时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被戏称为“翰林院”）开始，杨绛就一直以低姿态处世。她在“翰林院”的后辈柳鸣九回忆道：“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

    但杨绛并非一味低姿态。“文革”中，钱钟书被人写大字报污蔑，夫妇俩当天晚上打着手电贴出反驳的小字报，而在批斗会上，杨绛揽下了所有责任：“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她的学生董衡巽评价她：“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当时杨绛已87岁。“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大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她却开始了整理钱钟书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的工作，使《钱锺书手稿集》得以出版；同时笔耕不辍，不仅写出《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还选了非常难译的柏拉图的《斐多篇》来翻译，“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打扰太多，尤其是电话，“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她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她是我们时代的隐士。 （文/谭山山）





    他是中国抗击非典的“大功臣”，是敢“放炮”的人大代表，是一心呵护公众健康的守护神。

    2003年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和两度对科学和真相的坚守，让中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

    他葆有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胆识，坚持真理，敢于质疑，敢于追问，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判断。在“非典”初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非凡的勇气质疑权威机构发布的不实消息，维护了科学尊严，赢得了国人敬重。抗击SARS疫情时，他有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带领团队率先投入战斗，主动要求收治危重SARS患者，积极倡导国际大协作，创建“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合理治疗并发症”的方法治疗危重SARS患者，获得了96.2%的国际最高存活率。

    他说：“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如果说非典成就了我钟南山，我宁愿没发生那场灾难……”
    他做人大代表和委员，敢讲真话，敢放炮，敢为民作主，他既是医疗界的“深喉”，又是议政界的“人民代表”。他敢炮轰“歌德式”的开会现象：“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敢于当面质问国家药监局局长一年批一万多种新药的弊病。敢于公开联名呼吁禁烟。敢于质疑H1N1甲型流感瞒报……从医疗乱相到食品安全，他都能刚正不阿地直陈厉害，屡屡“高调问政”，频频出头当“炮王”，有人说他爱作秀，其实他是真言敢言的公共利益的“发言人”。 （文/何驰） 





    如果把李安的故事比喻成一部电影，片名应该叫什么？有人说，叫“纯真的力量”；有人则说，叫“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其实都对。李安曾表示，成长的痛苦即是纯真的丧失，对纯真的怀念是一种不能丧失的情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男主角苏拉·沙玛在拍摄期间过18岁生日时，李安这样教导他：“人生有好就有坏，但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不要被任何事影响，也不要让自己变。”这也是李安一直坚守的信条：不管生存在何种环境和背景下，一定要保有纯真，这样就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因此有台湾媒体认为，“他的奇特，就是他的纯真”。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李安，总是那么谦和。受到称颂时，他脸上总是挂着羞涩腼腆的微笑，似乎不知所措。比如被问到创作电影的深意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不自觉摸着头，回一句：“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难怪美国一个电影专栏将李安称为“世界上最不酷的伟大导演”。

    而“谦谦君子”，是家人（如弟弟李岗）、合作者（如周润发）、观众对李安的共识。李岗说李安做电影如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他很真诚，对自己的电影非常诚恳。替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基本态度是一定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胡乱用投资人的钱，而现在的一些导演只管自己拍摄开心，不管别人死活。”

    李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讲诚信，现在台湾很多女明星说哪怕露点也愿意上他的电影，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作品与做人做事的信任。”所以李岗用《论语》里这句话来概括兄长的君子之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一方面纯真好奇，一方面通达世事，李安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纯真的少年和一个从容的智者。 （文/谭山山）





    他是演员也是一名心灵行者。
    
    2011年，陈坤和他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获得《新周刊》2011中国年度新锐榜“推委会特别大奖”，评语是：“出道12年，因外形被认知，凭演技被认可，以绯闻绝缘体姿态跻身一线；名满天下，依旧拥有赤子之心，爱演戏，更爱公益，以‘行走的力量’开辟人生新篇。他给喧嚣的娱乐圈带来清新之气，让偶像概念更具深度，自己也成为明星公益的新标杆。”

    “行走的力量”是陈坤创立的心灵建设类的公益项目。旨在号召人们通过最简单和最本能的方式，在行走中安静下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获取正面的内心能量。

    从2011年至今，陈坤行走四年，从西藏、青海、喜马拉雅，到敦煌，历时1465天，参与454人，徒步565公里，最高海拔5349米，温差－18℃—43℃，他发现人们最大的困难是保持初心。

    对于陈坤来说，每一次艰难的行走，都是一次短暂的修行，回到城市，他发现“很多东西比以前更有勇气去尝试，成跟败、顺利不顺利在我心中的界限和框架越来越少。心打开后，你会发现世界没那么大，情绪没那么大，烦恼没那么大，人也没有那么大”。

    起初，陈坤给自己的处女作《突然就走到了西藏》取名《丑陋的陈坤》，他把曾经受过的痛苦屈辱秘密以及羞愧都告诉别人，“真实的丑陋远比打扮的反要美丽一千万倍”。 





    他是令人心生敬仰的伟大演员，是男人中的男人。

    他死于83岁，但死讯延迟一周才发布，等葬礼和周忌都结束后，才告诉大家：他走了。张艺谋钦佩他的那种“士”的精神，即便在他去世时也有体现，那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高仓健曾一度是中国人眼中的男神，你能在他的身上想起所有形容男性美的词：伟岸、坚毅、冷峻、隐忍、敏捷、沉着、寡言、勇敢、善良、责任、柔情、有礼。

    张艺谋回忆高仓健时评价：他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体现……默默为你***，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我很景仰他。”士的精神表现在拍《千里走单骑》时，他收工看到导演和工作人员还在工作，便在山地拐角处默默站了3个小时，等人都走时，远远鞠躬。一位民工给他打了3天伞，他为表感谢直接摘下几万元的手表送给他。

    张艺谋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高仓健一人冒雪驱车数小时去东京郊区寺庙祈福，还专程飞到北京送来一把宝刀。高仓健大孝，几十年来，他无论去哪儿都带着母亲的照片供起来。“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不是做给你看。”

    高仓健看上去是硬汉，却充满柔情，凡是与高仓健一起共事过的人，说起高仓健时，人人都怀念他的周到有礼、体贴细腻。“尽管是电影界毫无疑问的权威，但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诚挚的态度充满魅力。”影评人川内天子说。

    墓地管理人说，高仓健每年都会给他前妻扫墓。高仓健沉静寡言，但言行中透露的谦虚、温和、善良比剧中任何一个形象都更有魅力，让人钦服。

    有观众问：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像你那样的男人？他说：能遇到一些好人就可以。再问：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答：当触摸到人的善意和温情的时候。（文/何驰）





    他是哈佛大学最成功的辍学生，是世界首富兼最大慈善家，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受钦佩的人”。

    他凭借将微软打造成软件帝国而成为世界首富，他对计算机和软件的理念，改变了整个世界，如今，他从一个商人化身慈善家，成为拯救世界的“蝙蝠侠”。

    他的父母都是热心肠的慈善家，他和妻子也将余生精力用于2000年成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解决全球极度贫困问题，与各种疾病根源做斗争：疟疾，轮状病毒，艾滋病。他还积极投身于科技进步，凭借自身的财富、影响力和智慧，推动农业、银行业、教育、卫生设施、非碳能源以及可以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的地球工程学等相当宽泛的一系列领域加速创新步伐。

    他奔走世界各地***演讲，从政界和商界那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贫困地区提供实用发明：新型马桶、手动曲柄牛奶巴氏消毒器、储存冰冻疫苗的超高效瓶，激光灭蚊器、水凝胶超薄避孕套、能将粪便净化为直饮水的净水装置……

    他和沃伦·巴菲特签订“巴比捐款誓言”，承诺将把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并说服更多的亿万富豪放弃个人财富，投身慈善事业。截至2012年，他已捐献资产净值的48%，约合28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的慈善之举是致力于消除疟疾和治愈小儿麻痹症，挽救了超过500万人的生命。

    他在最新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还要再做20年慈善。他不喜欢招摇过市，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打桥牌，“我有漂亮的办公室，还有漂亮的家……我并不排斥好东西，我只是恰巧没有奢侈的爱好。”“消除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目标。世界上最衣食无忧的人是否应该了解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的生活？”（文/何驰） 





    网球选手柳比西奇曾感概：“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杀入决赛，然后输给一个叫罗杰?费德勒的人。”

    罗杰?费德勒，瑞士人，网球运动员，现世界排名第二。有人说，上帝一定是费德勒的球迷。在给予他金钱、冠军、爱情的同时，甚至连双胞胎都赐给他两对。

    虽已缓慢走下巅峰，但33岁的他依然令每一个对手恐惧、折服与敬仰。他拥有史上最好的正手，最潇洒华丽的单反，最经济实用的脚步以及最无人匹敌的职业生涯。费德勒拥有ATP史上最长连续单打世界第一周数（237周），17座大满贯男子单打冠军，男单决赛连胜最长纪录（24场），都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记录。

    早在盛年，他就已经被认为是网球史上之GOAT（Greatest Of All Times），甚至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运动员的有力竞争者。就像篮球界的迈克尔?乔丹，高尔夫界的泰格?伍兹一样，他是个活着的传奇。

    或许，将来他的一系列记录将会被后来者超越，但难以超越的，却是他优雅精湛、赏心悦目的君子球风。费德勒是全面型球员的代表，被公认为能适应任何场地、任何比赛、任何节奏、任何类型对手的球员。他的身体状态好得惊人；球艺就是新版教科书，纯净到一尘不染；精神状态也处在巅峰。在超越桑普拉斯成为网坛第一人之后，费德勒开始享受网球，进入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有人称他为“网坛达芬奇”。

    网球之外，费德勒生活中也是谦谦君子，他精通三种语言（德、法、英），性格随和，和几乎所有对手都是好朋友。他的家庭生活更是人生赢家的典范，同样曾做过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贤妻米尔卡，是事业好拍档与生活好伴侣。

    更难得的是，米尔卡更接连为费家诞下两对双胞胎。在感叹上天如此厚爱这个男人的同时，有人不禁开始畅想若干年后的某届大满贯上：“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冠军全部被费家摘走的奇景。四位长相酷似的男女选手先后捧起了五尊奖杯，他们全部都叫费德勒！” （文/朱坤）

仪礼（官礼）、俗礼（民礼）、物礼（礼物）从三个层面上渐渐随着时代更替，而有所不同。但“礼从心起”、“由礼表心”、“尽礼即尽心”的象征意味则从来未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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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这样理解“君子”：“由于他能够自省，所以在行为上可以自律，由于他会自律，所以他拥有自尊，由于他的自尊拥有得比别人多，所以他在世道中有更多的自由。”

    于丹认为：中国的君子实际上是一种解构的“状态描述”，我们唯一清晰的就是它一定以“修己”作为一个逻辑起点。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首要的是“德行”。既便一个人可以身无分文、家徒四壁，仍然可以像陶渊明所说“君子披褐而怀玉”。

    德行是衡量君子的首要标准，故《论语》中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大学》第十章中则有引申：“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这些告诫，皆是让人不要舍本求末，要做君子，勿做小人。如荀子言：“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周易》则千古不易地说：“君子以厚德载物。”

    及至当代，茅于轼先生曾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将之归纳为四象限：损己利人、损人利己、损人损己、利人利己。他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人的可悲之处是能匪夷所思的去做“损人不利己”之事。于是就变成“小人之德草”了。

    人和人的关系除了上升到“成人之美”的“美学”思想之外，还有人和大众的关系。对此，孔子也是论述甚多。虽然千古变迁，但人追求成为理想化人格的德性未变。他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句话需要翻译一下：君子对每个人都很好，但不拉帮结派，搞朋党；小人则喜欢拉帮结派搞朋党，难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怕学生不理解，孔子又补充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他对此有严厉地规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样一对比，今人可能都在“比而不周”了。大到君主，搞一个国家，设疆立界，也是“比而不周”。国家主义的至上，也是小人之德的。可见，“小人”、“君子”、“大人”等等说法，皆是“相对”而言。若有一个绝对的“君子”存在，则必是内里所发出“仁”的光芒来，因此而超凡入圣，进入圣贤之流。

    于是，在气慨上，在言貌行为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喜怒不显于色，不显于色的原因是内心平静，“喜怒哀怒未发谓之中”，内心调柔，故波澜不惊。于是孔子在《论语》中形容：“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而于丹则更看重“君子”的“零门槛”。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君子的这种人格，是一种零门槛。”

    “它是由内而外，找到人跟天地，跟自然永恒合一，并且以自己的道德激发起人性跟是非判断的基本满足。”
于丹认为，“君子”和“士”是两个阶层，“士”有门槛的，“士”是受过教育，有操守，有更大的信仰和担当的一批人。“士”以后是要去做“大夫”的，他们是家国天下的一批人。

    于丹说：“君子文化”和“士文化”构成了理想人格中“初级班”和“高级班”这两个层次。“士文化”是有门槛的，“君子文化”是零门槛的。某种意义上，君子文化，是在中国只有皇权但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养成过程中替代了宗教的，它完成了一种由道德自律到唤醒尊严的一条路。宗教是由外而内的一种约束和救赎，而君子是由内而外的一种修养和尊严的唤醒。


中庸不是我们所误解的“折中主义”，搞“平衡”。中庸的全指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于丹教授说：“即使走到21世纪，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边特别分配不好的，就是多元角色的平衡。”她解释说，第一、我们都有社会角色，得安身立命；第二、我们都有个伦理角色，这是自然属性；第三、现在还都有个自我角色，得意识到你个人人格的成长。我们怎样去平衡这三者?于丹说：当现代人以一种妄想和贪婪，给这三个角色不断锦上添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圣人无非告诉你雪中送炭——职业角色就一个“忠”字；伦理角色就一个“信”字；个人成长就一个“习”字。

    《礼记》说：君子是中庸的，小人则反中庸。中庸不是我们所误解的“折中主义”，搞“平衡”。中庸的全指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上有个“极高明”，然后才是“道中庸”。勉强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解释，“极高明”就是“随心所欲”，“道中庸”就是“不逾矩”。所以，中庸的全指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个极高的境界。或许，庄子的逍遥游描述地便是这等境地。

    在君子的自律之后，确定了与己、与人、与大众的关系与规范之后，又有哪些方式去“待人接物、洒扫庭除”呢？这便涉及到“君子”与“礼”的关系了。

    古之“礼”是指周礼，也就是从殷商文化过渡之后的周礼传统，它代表着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那时以礼治天下，德风浩荡，后来世道渐乱，王霸相杂，百家皆出，加之统治思想日重，“礼”也由“天人合一”之礼变成了统治术的“国礼”，渐渐变成日用其间的民俗之礼。

    仪礼（官礼）、俗礼（民礼）、物礼（礼物）从三个层面上渐渐随着时代更替，而有所不同。但“礼从心起”、“由礼表心”、“尽礼即尽心”的象征意味则从来未变过。

    《左传》言：“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无礼无以立”是《左传》反复强调的。“礼”是表明心迹的外在形式，通过“礼”的传递、带动、教化，人们的德性、教养和心灵得到升华。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一个“和为贵”，说出了“礼”的本质。行为上的“敬”、“让”、“给”，构成了个人之“礼”，也由之达成了人间之“和”。这便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金科玉律：“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

    而很难理解的是“君子不器”这句话了，孔子说完，未作更多解释。难道是“君子不成器”吗？非也。大略可以理解为君子不能为器物所拘的意思。君子不能仅仅成为一个“技术知识分子”或“官僚知识分子”，若沉溺其中，便成器了，和工具没什么区别。

    荀子还发展了君子面临逆境时，如何知耻而后勇的行为方式，他说：“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这一段话犹须现代人好生铭记，因为现代人往往在几个方面栽跟斗，伤脑筋。前人已经给出答案了，后人还在为问题绞尽脑汁，岂不可笑。

    荀子的意思是说：君子之耻，耻在自己不修，不耻别人诬陷；耻在自己失信，不耻别人不信；耻在自己无能，不耻别人不用。

    于丹教授说：“我还是相信君子文化，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这三件事完成了个人修养、伦理建构、家国天下这三个阶段。它中间不断层，因为它坚定不移地以一个词作为发轫，那就是‘修己’。所以在今天君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终生的精神成长。”[/size]

                              





“我眼中的君子，是有一定学识，有美的追求且明辨是非的；他对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生活有担当。他必须是坚定的，为了心中之美，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品格。”
 



    在熊培云眼中，君子这个词，比较古老。在古代有大家都知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天大家说起君子，可能会直观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温文尔雅，比较有修为的人。谦谦君子和一些粗鄙化的人群是分开的。熊培云认为，君子是对自己的人生、对世界的美好都有一定担当的人，有责任心，明辨是非，这是他对君子的初步理解。


“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熊培云最赏识的君子是宋教仁：“我曾读过他的传记，也了解民国时期他的一些努力。多年前，我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过十六个字，以表达我对宋教仁的怀念之情：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很巧，正好其中也有君子一词。宋教仁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推动中国的议会制。虽然很不幸，最终没有做成，但他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君子。”

    说到君子，熊培云就想起了中国那句老话：君子动口不动手。虽然是一句俗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君子概念的精华。“我们说君子要担当，它更多是在思想、人格上面的担当。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奥里维。他是我想象中或者说追求的一种典型的君子形象。”

    奥里维是克里斯朵夫的朋友，在克里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意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他对胜利漠然视之。

    说到奥里维，熊培云又本能地想起了胡适：“我在更早的时候，也专门拿出时间通读了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后，便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地敌人，在一切地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


    在熊培云看来，什么时代君子多，很难判断。“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追求良知美善的时代，可能比相对蛮荒的时代，君子会多一些。但是我想，我们讴歌的一些君子，就像宋教仁、胡适，可能更会在一个转型时代凸显出来。如果很多人不去担当，有人来做担当的事情，便会成为英雄，成为君子，为大家所歌颂。”

    所谓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情。他们有一种道德自觉，有敬畏心，相信道德与重感。就像康德说的，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会增加虔诚与信仰：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要问君子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有对自己人生和周遭世界的担当。当然也包括他不是暴力的使用者，更多的是思想之君，有德行，并明辨是非。”

    君子人格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但是在今天中国，道德力量常常会被贬低。当一个人从道德上来讲一些事情，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所以有的人自甘堕落，会说一些自损人格的话。熊培云记得，在因一些公共话题进行网上辩论时，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我说，我没有占领道德高地，现在中国也不流行占领道德高地。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占领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因为经常去国外参加一些学术活动，熊培云会有一种感觉，有些人做事情或思考分析问题，都非常认真：“我想这种认真也属于礼的范畴吧。有一定的社会秩序，有各在其位的担当，有一种郑重其事。坦白说，在中国很多场合，看到不是郑重其事，而是漫不经心，或是解构、赏玩一切。”


君子人格是一个美学概念。


    熊培云认为君子人格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其实整体来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公民人格的概念，我更喜欢君子的概念。君子概念，更多是一个人的概念，是一个人面向自己，内视的状态，他对自己有一个期许。要活成什么样，对自己是不是满意，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传统。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在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而君子人格，说到底，它是一个美学概念，一个觉得自己这样生活是不是美的。公民则更多是一个权利的概念，一个责任的概念。君子更接近人的本质。”

    熊培云记得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专门谈到的两点：“日本人之所以比较强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信仰力，当然这个信仰之说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人是盲信。另一个，是他们有美的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那么他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除了信仰生活之外，‘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

    熊培云认为，这段话对现在的中国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活得不舒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家失去了美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美的能力，实际上也就失去了道德的能力，没有是非的观念。如果这些都丧失了，我们怎么能期望一个国家有所谓的君子风范呢。”

    写过《昨日的世界》的茨威格也是一个崇美崇德行的君子。他流亡巴西最后自杀，那种巨大的失望不只是因为将来欧洲走不出战争的泥潭，走不出极权主义，还因为他从审美上彻底厌倦了。他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他不想看到他的故乡沦落成那个样子。


君子之风应成为一种社会风貌。


    去年，熊培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去体味了戴季陶所说的“美的能力和教育”。“日本社会非常有秩序，文明，懂礼貌，有敬畏心。小孩子很小就接受关于修为和美的教育。举个简单直观的例子，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每年有数以亿计的钱，都是丢了钱包找回的款项。‘路不拾遗’就是这样的社会风貌。”

    君子人格既是美学修养，也是道德自觉。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道德，一个自称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有无数道德君子的国家，为什么会面临道德信任危机？中国人失去道德能力了吗？

    在熊培云这里，有关道德最尖锐的批评，是纪伯伦写过，道德有时不过是失利者的良心发现。“他讲了个故事，有天晚上，一个人趁夜色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了个西瓜，回家打开一看，是个生瓜。纪伯伦说，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偷瓜贼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偷了西瓜而悔恨不已。”
   
    “我想，更多的人反对的，是虚情假意的道德，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偷梁换柱，而非那些能够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可被视为‘秩序之母’的真道德。这是真君子该具备的德行。”

    熊培云所认为的“真君子”，是有一定学识，有美的追求和明辨是非的；是对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生活有一定担当的。是和平而非暴力的。他必须是坚定的，为了心中之美，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