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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一世纪初的一天，科举考试已经结束，来自全国的士子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放榜。而当朝皇帝宋仁宗正在大殿新科进士的名单进行最后的审核。皇帝此时的心情，大概跟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进入大殿时的唐太宗的心情差不多，有“天下英雄尽入我彀gòu中”的志得意满。仁宗手里的朱笔在一个个的名字上划过，当笔尖到达一个名字的时候停住了。仁宗本来舒展的眉头也紧锁了起来，他提起笔，在名字旁边写了一句话：“此人好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之后，用朱笔重重地把这个名字圈去了。
这个圈去的名字，是柳三变。
这已经是柳三变第三次落榜了，有人说是第二次，因为象他这样的人，正史是不屑于为他作传的，他的生平，只能靠后人在沾满灰尘的书卷中去寻找猜测。
柳永（约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因为他排行第七，因此人们又称他柳七。柳永的父亲柳宜原是南唐旧臣，入宋之后曾任工部侍郎。柳永兄弟三人，长兄三复，次兄三接，都才华出众，三兄弟被人称为“柳氏三绝”。 柳永的父亲、长兄、次兄都是进士出身，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柳永，视功名为探囊取物，认为“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状元)登第”（《长寿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初次科举，便名落孙山。
此时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把落榜放在眼里，他轻轻一笑，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并兴冲冲地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可是，第二次科举又失败了。柳三变坐不住了，郁闷之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唐代孟浩然一次在王维家游玩时与唐玄宗不期而遇，皇帝询问他近来有什么诗作，孟浩然便朗诵了自己的《北厥休上书》一诗，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时候不高兴了：“我没有抛弃过你，是你自己 不来见我，你怎么能说是‘不才明主弃’呢？”拂袖而去。于是孟浩然终身未被录用。
落榜之后的柳三变，其心态与孟浩然惊人地相似：明明是自己名落孙山，却说是政治清明的朝代居然也会遗漏自己这样的贤才。于是，我的轻狂放荡都找到了根源――科举的失利。词人的失意跃然纸上，但是却硬着头皮梗着脖子说：没必要再去计较获得与失去，我这样的才子词人，就是实际上的白衣卿相。
人生失意发点牢骚，自古皆然，但是柳三变的牢骚却让人侧目。
文人仕途失意，大多选择寄情山水，但是柳三变却是寄情红尘。他毫不讳言，自己最喜爱的是烟花柳巷，寻访“意中人”，平生最畅快的是“风流事”，更大胆的是，他居然将士子们孜孜以求的功名斥为“浮名”，竟不知这是皇权控制文人最重要的手段，最有效的诱饵。在柳三变的眼里，这些浮名根本不值一提，不如换得在勾栏瓦肆中的“浅酌低唱”！
柳三变自己也不知道，从这首词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更注定了自己下次科举的失败，注定了他整个人生的坎坷。
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
不愿穿续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沈家庄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一书中说：
庶族文化构型所涵汇的平民文化因素及世俗倾向，是“宋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这反映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趋同，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河流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柳三变便与这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合流的趋势不期而遇了。他的笔下出现得最多的不是堂皇的宫殿，而是平常的市井；不是慷慨激昂的英雄豪杰，而是养家糊口的贩夫走卒；不是宏大的忠君报国，而是与低贱的歌妓之间的儿女情长。
放浪形骸的柳三变，遭到文人们几乎一致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能改斋漫录》说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苕溪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黄升说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王灼的《碧鸡漫志》则批判柳词“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此时的柳三变，已经成为文人的公敌了。
柳三变并非不慕功名，在被皇帝斥退之后，他改名为“永”，也许就是想改变自己在皇帝眼中的不良印象，在仕途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在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柳永终于考上了进士。可是，发榜之后，吏部却迟迟不给他安排官职。愤愤不平的柳永去找宰相晏殊。晏殊就问：
“贤俊喜欢填词是吗？”
柳三变听出晏殊话里的指责之意，于是反唇相讥：
“我和大人一样，都喜欢填词。”
晏殊听后冷冷地说：
“我虽然也填词，但是却不会作‘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淫词艳曲。”
几经周折之后，柳永终于得到了一个睦州团练推官的小小职务，他做过的最高的官，不过是个屯田员外郎，从六品，是宋代京官中最低的官职。
柳永究竟死于何年，至今仍是一个谜。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柳永是“死旅”，就是死在家乡之外的。他死后，无人给他安排后事，于是停殡于润州佛寺。这样的结局，多少让人有些伤感。好在，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到一些温暖的故事：
柳永死时，身无分文，当地的妓女知道之后，出钱将他下葬。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奉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几个字。这是一种褒扬，还是一种示威？没人知道。冯梦龙说：“出殡之曰，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以后每到清明时节，歌妓们都要到他的墓前祭奠，称为“吊柳会”。没有参加过“吊柳会”的，不敢到乐游原踏青。这个习俗一直持续了百余年。后来，有人在墓前题诗：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仕途坎坷的柳永是不幸的，流连红尘的柳永却又是幸运的，梁衡先生说：
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在青云之中遭受不公的柳永，终于在红尘深处找回了自己的公道。
这个圈去的名字，是柳三变。
且把浮名 换了浅斟低唱
这已经是柳三变第三次落榜了，有人说是第二次，因为象他这样的人，正史是不屑于为他作传的，他的生平，只能靠后人在沾满灰尘的书卷中去寻找猜测。
柳永（约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因为他排行第七，因此人们又称他柳七。柳永的父亲柳宜原是南唐旧臣，入宋之后曾任工部侍郎。柳永兄弟三人，长兄三复，次兄三接，都才华出众，三兄弟被人称为“柳氏三绝”。 柳永的父亲、长兄、次兄都是进士出身，在书香门第长大的柳永，视功名为探囊取物，认为“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状元)登第”（《长寿乐》）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初次科举，便名落孙山。
此时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把落榜放在眼里，他轻轻一笑，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并兴冲冲地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考试。可是，第二次科举又失败了。柳三变坐不住了，郁闷之下，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说唐代孟浩然一次在王维家游玩时与唐玄宗不期而遇，皇帝询问他近来有什么诗作，孟浩然便朗诵了自己的《北厥休上书》一诗，当皇帝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时候不高兴了：“我没有抛弃过你，是你自己 不来见我，你怎么能说是‘不才明主弃’呢？”拂袖而去。于是孟浩然终身未被录用。
落榜之后的柳三变，其心态与孟浩然惊人地相似：明明是自己名落孙山，却说是政治清明的朝代居然也会遗漏自己这样的贤才。于是，我的轻狂放荡都找到了根源――科举的失利。词人的失意跃然纸上，但是却硬着头皮梗着脖子说：没必要再去计较获得与失去，我这样的才子词人，就是实际上的白衣卿相。
人生失意发点牢骚，自古皆然，但是柳三变的牢骚却让人侧目。
文人仕途失意，大多选择寄情山水，但是柳三变却是寄情红尘。他毫不讳言，自己最喜爱的是烟花柳巷，寻访“意中人”，平生最畅快的是“风流事”，更大胆的是，他居然将士子们孜孜以求的功名斥为“浮名”，竟不知这是皇权控制文人最重要的手段，最有效的诱饵。在柳三变的眼里，这些浮名根本不值一提，不如换得在勾栏瓦肆中的“浅酌低唱”！
柳三变自己也不知道，从这首词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更注定了自己下次科举的失败，注定了他整个人生的坎坷。
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
――梁衡
被皇帝亲手黜落之后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汲取教训，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放浪形骸，流连声色了。他调侃地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出没于花街柳巷之中，结交的都是歌妓朋友。他为她们写词，许多人因为他而走红，在官场上惨败的柳三变，在红尘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歌妓以能认识他为荣，若能得到他为自己写的词，那更是可以傲视同行的。歌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愿穿续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沈家庄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一书中说：
庶族文化构型所涵汇的平民文化因素及世俗倾向，是“宋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这反映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趋同，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河流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柳三变便与这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合流的趋势不期而遇了。他的笔下出现得最多的不是堂皇的宫殿，而是平常的市井；不是慷慨激昂的英雄豪杰，而是养家糊口的贩夫走卒；不是宏大的忠君报国，而是与低贱的歌妓之间的儿女情长。
放浪形骸的柳三变，遭到文人们几乎一致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能改斋漫录》说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苕溪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黄升说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王灼的《碧鸡漫志》则批判柳词“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此时的柳三变，已经成为文人的公敌了。
柳三变并非不慕功名，在被皇帝斥退之后，他改名为“永”，也许就是想改变自己在皇帝眼中的不良印象，在仕途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在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柳永终于考上了进士。可是，发榜之后，吏部却迟迟不给他安排官职。愤愤不平的柳永去找宰相晏殊。晏殊就问：
“贤俊喜欢填词是吗？”
柳三变听出晏殊话里的指责之意，于是反唇相讥：
“我和大人一样，都喜欢填词。”
晏殊听后冷冷地说：
“我虽然也填词，但是却不会作‘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淫词艳曲。”
几经周折之后，柳永终于得到了一个睦州团练推官的小小职务，他做过的最高的官，不过是个屯田员外郎，从六品，是宋代京官中最低的官职。
柳永究竟死于何年，至今仍是一个谜。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柳永是“死旅”，就是死在家乡之外的。他死后，无人给他安排后事，于是停殡于润州佛寺。这样的结局，多少让人有些伤感。好在，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到一些温暖的故事：
柳永死时，身无分文，当地的妓女知道之后，出钱将他下葬。他的墓碑上，只刻着“奉旨填词柳三变之墓”几个字。这是一种褒扬，还是一种示威？没人知道。冯梦龙说：“出殡之曰，官僚中也有相识的，前来送葬。只见一片缟素，满城妓家，无一人不到，哀声震地。那送葬的官僚，自觉惭愧，掩面而返。”以后每到清明时节，歌妓们都要到他的墓前祭奠，称为“吊柳会”。没有参加过“吊柳会”的，不敢到乐游原踏青。这个习俗一直持续了百余年。后来，有人在墓前题诗：
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仕途坎坷的柳永是不幸的，流连红尘的柳永却又是幸运的，梁衡先生说：
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的，这四次共取士916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在青云之中遭受不公的柳永，终于在红尘深处找回了自己的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