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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新周刊>>第372期
【一】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新周刊>>第372期
辜鸿铭 生于公元一八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司徒雷登 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
王国维 生于公元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
陈独秀 生于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李叔同 生于公元一八八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为人之要则，当抬头时观云，低首时看路，于学中思，善养浩然之气、谦卑之性，方能大写人生。』
李石曾 生于公元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智之而不以德继之，反殃社会，害人道。人以智兴盛，彼以智堕落；人以智而进文明，彼以智而反野蛮；人以智而高尚，彼以智而***。』
鲁迅 生于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
马寅初 生于公元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今日中国之最大事业，要先走上民主的路而后方可解决经济问题。若反其道而行走，就是舍本逐末。』
周作人 生于公元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
『我想这种教育似乎是从便宜坊的填鸭学来的，不过鸭是预备填好了就预备烤了吃的，不必管他填了之后对于鸭的将来生活影响如何，人当然有点不同吧，填似可不必，也恐怕禁不起填。』
蒋梦麟 生于公元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
钱玄同 生于公元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二日
『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
刘半农 生于公元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尝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
吴宓 生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近五六十年，在中国，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众思造乱，而莫肯平乱。此生民惨劫之所以临，而文化将毁灭至尽也。哀哉！』
叶圣陶 生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做教师最主要的是不说假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金岳霖 生于公元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四日
『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钱穆 生于公元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
『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林语堂 生于公元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
『理想大学不但是一些青年学者读书之处，乃一些老成学者读书之处。』
冯友兰 生于公元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
『英雄是时势造出来的，不是学校造出来的。世界上没有造英雄的学校；也没有造诗人、发明家的学校。这些人可以是学校出身，但他们的成就却不是靠学校的。』
傅斯年 生于公元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
丰子恺 生于公元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大人们的一切事业与活动，大都是卑鄙的；其能庶几仿佛于儿童这个尊贵的‘赤子之心’的，只有宗教与艺术。故用宗教与艺术来保护，培养他们这赤子之心，当然最为适宜。』
闻一多 生于公元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
沈从文 生于公元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了要知道多一点，所谓智慧的贪婪，学校里的一点点书是不够的，平常时间也不够的，平常心情也不济事的，好像要有一点不大安分的妄想，用力量去证实，这才是社会上有特殊天才、特殊学者的理由。』
梁实秋 生于公元一九零三年一月六日
『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二】 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
先生
<<新周刊>>第372期
先生
<<新周刊>>第372期
『古者称师曰先生。』
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 并非所有的教师， 都配称『先生』。
师，要传道、授业、解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否则，教师就沦为了贩卖知识的嘴上饭碗。
对民国老课本做了新阅读的邓康延，又在拍摄纪录片《先生》。他选的第一批先生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还有很多先生想拍、 要拍。他说：『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一百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以弱身御乱世，对学生满腔热血，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以前，读书郎『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现在，我们担心教师满中华、学者遍天下，而先生阙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三】 一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文/何树青
<<新周刊>>第372期
文/何树青
<<新周刊>>第372期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语）。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谭嗣同以死唤醒后起者，康有为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完整的教育体系，梁启超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严复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国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的教育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四年四批赴美的共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三届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20世纪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的粉丝蔡元培。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他，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从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到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11岁进小学院、11—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的完整教育体系，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材，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构建教育目标德智体模式的第一人。11年后的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请愿代表团启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2—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万人（据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相对2007年，中国已有2371所高校、在校生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刘超《中国大学的走向》）。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的第六任校长蔡元培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后者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的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系列，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他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九成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推广全国。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不久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处分学生？司徒雷登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他在此9年，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最后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的一年讲学，徐志摩陪泰戈尔的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的200多场讲演，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的数年教书，都丰富了中国当时先生的内涵。
在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前武大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材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百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位先生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蔡元培语）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他俩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他俩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 更有地位，但“德先生” 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四】 “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邓康延和他的“先生们”
文/丁晓洁
<<新周刊>>第372期
所谓先生，是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坐在公司楼下一家小湘菜馆二楼，邓康延还没倒过时差来。前一天他刚从美国捧了个奖回到深圳：他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发现少校》在第45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雷米”金奖。
不过，他正说得情绪激动的，不是远征军，而是民国先生。
“胡适当年也被人骂，当学生去游行、去放火，跟军警对峙时，他觉得这样代价太大，他认为对学生来说更重要是做学问，整个社会应该各司其职。胡适不是推诿责任，也并非不思变革，他只是觉得应该更理性。他告诫过学生：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邓康延任制片人的十集纪录片《先生》，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位民国先生。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了几十人，组成了四个团队，采访了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现在，攥在邓康延手中的先生名单还有四五十人，他接下来准备拍第二辑：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蒋梦麟都是候选对象。还有相对应的题材，《民国名媛》，这是他的一位才过世的好友姜威临终前给他留下的大纲。他说，先生，名媛，我们找他们时，会发现他们也在找我们。
“我们能把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地拿出来，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先生更像是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言谈间邓康延举起酒杯来——“这一杯，敬先生们！”——对民国先生的家国情怀，他屡屡感同身受红了眼眶：“所谓先生，是一种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方法和方向。先生是正能量，尽管现在我们只能说说他们的背影。”
邓康延1991年第一次涉足电视时，还是西安煤科分院地质工程师。应陕西电视台王渭林导演之邀，撰稿专题片《太白音画》。俩人在太白山顶六月积雪的客栈通铺上，商议了许多提起就兴奋的选题。此后他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在著述民国的《老课本新阅读》时，当年涉及的《先生》选题又浮上心头。
“六年间先后拍摄《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时，我多次去云南，有一次在腾冲的古玉市场，想找些民国杂志，却意外搜罗到几册民国小学国文课本。”这次与民国童年的邂逅，成为出版《老课本新阅读》和拍摄《先生》的契机：“老课本质朴明亮，读着温馨，又有些忧伤。字词又熟悉又陌生，隔离六十年，语境已大不同了。民国的教育是有理念有方法的，教育家说话顶用的。战时教育平时看，国民政府不但不削减教育经费，还会增加，计划到战后还要建设新中国。那些年，前方战士死拼，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在那种苦难的环境中，‘先生’就凸显出来了。”
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
邓康延电脑里第一篇有关先生的策划方案，是2003年与老友王渭林沟通的“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大结局”，当时第一辑的人选有：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傅雷、老舍、茅盾、曹禺、陈寅恪、胡适、林语堂等。最终成片的《先生》中，只有胡适、陈寅恪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还是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当今中国的大学教育让人心痛，各大学急惶惶摊大饼改名号，十年店都开不下去，何况百年店？我想让《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就是教育榜样，让它实用。这双鞋不仅式样好，还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让人走得更远。”这十位先生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两方政治观点不尽相同，彼此间仍能以君子之风互重。在邓康延看来，先生之间的和而不同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喧闹声。”
未入选第一辑《先生》的名单中，陈丹青力荐的鲁迅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邓康延曾以一条微博解释：“两拨聚会的朋友对第一批十位先生有无鲁迅，争执。一派称其骨头硬，文字利，大先生；另一派称逮谁骂谁，很多错骂，不知检省，被人利用。我倒觉其不失个性，确属先生，但若入第二批十人与其弟同上或更好？”
邓康延先找来一批熟悉先生的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开拍前他分别遇到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主动请缨参与，于是，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就分别托付给他们，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大家王韧主导，另六集由前凤凰编导钱喻任总编导，带领深圳越众影视的刘硕勤等编导共同完成。风格各自不同，整体有所统筹。跟拍“安徽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验艺术家欧宁重走晏阳初之路，安排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朗读竺可桢日记，组织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的学生探讨教育理想国，请南山育才学校的学生讨论国家国民及爱国……
“高小龙去胡适家乡绩溪上庄三次，还去了台湾，共拍出100多小时，最终剪了30分钟。我们实在舍不得，又做了一百多分钟的版本，期盼能进院线。”后一个版本还出现了高小龙设计的胡适，他从北京找来一个人，化妆后走进校园，营造“胡适归来”的戏剧化一幕；而高群书力荐的导演马莉所拍的张伯苓，也是不忍割舍地又剪出个80分钟版，让毕业于南开的学子看后呜咽。
民国先生的群像究竟是怎样？邓康延这样要求海报设计师：“找一个先生的背影，一袭长袍，清瘦矍铄，风貌高古，眺望着远方。”这是为配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他还采纳了朋友张冠生的建议，用范仲淹先生的诗作为片尾注脚，并请台湾张大春先生题了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
“无论拍哪位先生，都要尽力去他的家乡，走他走过的路，大量采访他的后代、学生、学者、传记作家等等。影像上有老镜头、原场景、人物访谈、情景回放、动画穿插等等，多种光源聚焦于贴近群众又卓尔不群的人物。他是温和慈祥的，独撑一方天的。随着时间推移，越看出他的高大来。”邓康延说，但重走先生之路，不乏失落与伤感。
拍摄梅贻琦一集时，先北京清华再到新竹清华，正值京城清华百年校庆，人山人海，独缺老校长梅贻琦的历史席位。“我们去联系采访台湾新竹清华的陈校长，很快就回复了具体时间；去采访北京清华，别说采访校长，就是进清华园拍摄，都需要层层介绍信。这就是区别或者说级别？梅贻琦先生自称是跑龙套的，他器重大师，以‘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抗衡政府的行政干涉。他赴台办大学也拒绝大干快上，先办原子科学研究所再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如今新竹清华规模远小于北京清华，而世界排名远高于后者。”
“胡适夫妇墓地旁立着两个儿子的墓碑，留在大陆的小儿子胡思杜受父连累，登报批父也未能免自杀后尸骨无存的劫运，只留空墓。胡适墓碑上题写着蒋介石的字‘智德兼隆’和至今能够穿越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有明暗指责，但是又惺惺相惜。”
极为钦敬胡适先生的高小龙导演，半年多投身两岸现场。让邓康延感慨的是，他请来胡适的侄孙胡从到台北祭祀，胡从在胡适墓地大雨中掏出一个暖水瓶，念叨着家乡话，缓缓洒水墓前请老人喝点家乡的茶叶水，他第一次踏入台北胡适纪念馆时，突然跪地俯首，肩膀抖动泣不成声。绩溪胡适家族几十年来挨批受欺，高小龙说：“为了让胡从能在绩溪家乡的胡适故居做一个馆员，他妈妈把胡适给他爷爷的珍贵的信函都捐出来了。也正是他在那儿做解说和维护，胡适故居有了模样。”
邓康延珍藏着台北胡适纪念馆潘馆长赠送的书签，印有胡适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既朴实，又浪漫——先生温润如玉。
“2010年春节，我们深圳一帮人去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找资料。二十多天里，我身上只带了一本胡适的自传。刚好在100年前，他留学在那里，读他那时的文字和心绪，恍如隔世，又历历在目。”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邓康延找到一部美国人抗战前夕拍的纪录片《现代中国》（Modern China），里面有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未在国内曝光的影像。这些珍贵镜头都被剪进纪录片里，虽只有几十秒，但先生们儒雅淡泊的神情意态，栩栩如生。
“先生们的很多故事，我们也只能拍出一点点，他们心底的善良、焦虑和无奈。我们要在点滴中呈现他们大写的人格，正本清源，让他们回到受敬仰的位置。”《先生》制作进入尾声，首播平台尚未确定，邓康延清楚收回成本几无可能，但他说：“当我们刚采访完，就有几位知悉民国先生的老人去世了。这就是纪录片的价值，也是纪录片的焦虑。”
邓康延
“大先生”固然***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大先生”固然***更大，“小先生”一样光荣伟大
《新周刊》：在你看来，“先生风范”指的是什么？
邓康延：这些先生，是学业的长者，做人的榜样，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人。他不是为了表率才去做表率，而是经过晚清民初历练之后，一种本性的自然流露，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荟萃了东西方的知识学养和科学文明，这种气场，用中国传统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
《新周刊》： “先生”这个词背后，代表着怎样一种教育理念？
邓康延：梅贻琦先生说过，他就是一个王帽，看着风光喧闹，主唱的还是那些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艰难仍能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先生，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生。不论是梅贻琦还是胡适、张伯苓，面对违背了教育规律的事，跟蒋介石都能争执。他们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又不为名利缰索。反观现在的教育，前30年被政治挂帅，后30年被金钱俘虏，独立精神，屡遭冲击……
我觉得那一辈人心无旁骛，天高云淡，既有中华“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又有西方“自由民主博爱”的熏陶，做到了足跨东西。他们也焦虑，但为创新途，即便被骂，也能忍辱负重。
每当暗夜读先生，总有一种崇敬悲凉感——后人可能再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了。在先生身上，博爱悲悯、人性理性，像镜子一样比照着世间的丑恶。万事先做人，高人万世仰。
《新周刊》：不仅在教育理念上，先生们的生活态度，也充满了趣味。
邓康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为胡适做“口述历史”时，每次请他吃饭，他都要换一家店，为保持一种尊严，不想让别人看到每次是年轻人掏钱买单。胡适满腹经纶，又能平和幽默地面向世俗，想想真是可爱。胡适、梅贻琦、陈寅恪、陶行知、晏阳初等，都曾经历过拮据困顿，但正像那句诗一样，“贫穷而能听到风声也是好的”。自然的风掠过皮肤，是天和地和人的相互感知。
其实当年胡适和鲁迅在大学教书的工资是很高的，让他们有足够的生活尊严和职业自豪，足以养家糊口，请人打理闲杂事宜，他们专心于学问。还有，大学为什么要做这么漂亮？我在微博里转发了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国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美丽的大学孕育可爱的文明，顺理成章。
《新周刊》：陈丹青曾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你如何看？
邓康延：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时曾说过：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引申出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它被战争和意识形态淹没了。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复原。但我们也明白，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可有人怀有理想。不仅仅是先生，普通的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
《新周刊》：在“先生们”很辉煌的时代，也有很多很出名的“学生们”，能谈谈“学生们”吗？
邓康延：好的学生，他当然要懂得东方文化的礼仪：温和、上进、纯净、尊师、感恩……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他是和先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自尊自强地汲取知识。
那个时期的先生和学生，经历了清朝帝制一朝毁灭。民国初生，百废待兴，生机勃发。好的先生和学生，是互相能汲取能量的，在文理上作出***。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又是许多学生的先生。师承有爱，自然历久弥新。
1966年，革委会通知要抬陈寅恪去批斗，家属很怕已骨折卧床的先生抬出去就很难活着回来。后来没来人揪斗，事后知道，陈寅恪的早年清华弟子、当时中大历史系的教授刘节代先生去了。造反派殴打刘节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新周刊》：昨天的“先生”，今天的“老师”，这其中的差别是什么？
邓康延：先生、老师、师傅、哥们儿、同志、小姐、小妹、嘿哎……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称呼，反反复复，过去陌生人都叫“师傅”，现在是见谁都称“老师”，过去把年轻的女孩子叫“小姐”，现在不敢乱叫了，叫大姐或小妹，更流行叫美女帅哥，称呼的变化意味深长了。
在中国“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里，“礼”在门口立着。你看民国的小学课本，第一课多是先生穿着长袍站在校门口，学生敬礼鞠躬，先生还礼，这是最基本的文明。
执教的先生何止几十万，鲜有的大先生风骨卓然。我认为，“大先生”固然***更大，一些俯身乡村教育的“小先生”老师，也一样光荣伟大。他们在穷乡僻壤做启蒙，没有胡适、晏阳初、陶行知那样影响深远，但起码能改变一个或几个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的命运。
《新周刊》：你如何评价你们这些深受“先生”精神影响的人，包括和你一起做片子的这些人？
邓康延：高小龙拍胡适，百多小时素材实在不忍割爱，就有了120分钟的长版；马莉拍张伯苓也是拍出个80多分钟的长版；钱喻带的团队穿行大半个中国先调研再实拍，有受访者看是个民间小公司，不大想受访，一位老先生劝他说，他们是少有的拍摄前先调研沟通的团队。钱喻后来感慨道，原来只觉得我们的片名好，越深拍越被先生感动，好像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最后一集“陈寅恪”因故耽搁，找到王韧导演救急，他一边忙着照料病重的朱维铮先生，一边帮我们赶片。而恰好朱先生也在我们拍马相伯先生时带病接受采访，他也是替他的马先生讲述。此外，为更立体地表现先生，导演找出各种新的线索，让学生讨论，跟拍追随者的活动，日记朗读，动漫穿插……我们拍先生，其实也是我们在上课。忧伤的是，我们能看到他们，他们看不到我们。
【五】 我看十大先生
文/口述/邓康延 采访/丁晓洁
<<新周刊>>第372期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文/口述/邓康延 采访/丁晓洁
<<新周刊>>第372期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有专长都能拉到他的大学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他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多少人在骂，他照样去做，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平行着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临终那天还问儿子蒋经国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被弟子留下来的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去国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的对。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需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欧洲办报欲教育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信款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从很洋搬到很土，没有咖啡了，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堆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促动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他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彳亍，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知行彳亍，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四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一百年前的北平，四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他与最高领袖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他的好友王国维自杀时他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六】 叫一声“先生”是抬举你
文/肖锋
<<新周刊>>第372期
文/肖锋
<<新周刊>>第372期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一本叫Esquire的海外杂志在大陆以《先生》现身，而在台湾叫《君子》。据称，这份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牌男性杂志坚持：一、决不办给男孩而是办给男人看；二、封面决不给上比基尼女郎。
若查Esquire的英文，意指地位仅次于骑士的绅士。雅称中，西方绅士与中国君子相对，而先生则属于现代派的称谓。
一个时代的气质是被人带出来的。这个失节的时代，失去了节制和节气，一切都轰轰烈烈地奔向那个庸俗的成功。回想民国尽管兵荒马乱，但先生之辈尚能淡定自如，有理有节，岂不令人叹喟？
Esquire也好，绅士、君子也好，今天统统以先生冠之。先生之道，除了文化传承上的坚守、待人方面的宽容，还应有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吧？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这个时代表面光鲜，内里草包。没有了君子范儿，就遑论贵族范儿。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
先生在中国的渊源是君子。何谓君子：不只是懂得欣赏梅兰竹菊，吟花弄月；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君子以玉比德，温润内敛，有理有节，不攀附，不自弃。
古上君子是维护道统的士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传播者。后被引申到所有道德、学修较高之人的统称。
西方有绅士，东方有君子。而当下，君子是一个快绝种的物种。
俗语称“驴粪蛋，表面光”。这个时代表面光鲜，内里草包。没有了君子范儿，就遑论贵族范儿。今日之中国，首先要解决皮相与精神分离的问题，说一套做一套，墙上挂的和心里想的两码事，魂魄分离。对别人不诚实，对自己更不敢诚实。其次要解决失范问题，只有暴发户，只有没范儿。
包包必LV，佩戴必钻戒。有一位做珠宝设计朋友首先将“親”与“愛”两个繁体字刻在宝玉上，他说不能“亲人不见，爱心缺失”。
在国际场合你是穿阿玛尼还是穿唐装？告诉你，穿阿玛尼你永远穿不过意大利人。地产商以欧洲血统撑门面，如贵族、世家，广告云“绅士就要跟淑女打交道”。家居服装行业升级换代的第一步，就是并购一家意大利落魄家族企业，请个欧洲老师傅设计，再找珠三角企业代工。按这个路数，我们的地产商和服装老板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永远处于食物链的下端。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要有文化自觉、自尊，然后才有文化重建。我们首先失去了文化自尊，自觉与重建就谈不上了。如何失去了文化自尊？部分是被别人打的，部分是自我阉割。
当然，我们今天再谈修齐治平的士子精神像是穿越。李泽厚先生曾将“中体西用”改装为“西体中用”——西体是人权、民主、自由，中用是文化、涵养和修为，即摒弃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保留修身及家庭伦理。修身齐家可也，治天下就免了。
大到国家形象、中到“中国制造”、小到个人修为，都急需增加文化附加值：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时代，失去事务对错与东西好坏的鉴别与鉴赏能力。
李敖曾提出捐款为胡适塑像未果。北大谈何兼容并包？作为民国标志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太会选择性遗忘了。
本人曾有一次政治考试失败的经历。题目是“何为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后来知晓，是指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两面性表现为对上层权贵有敌视的一面，也有羡慕的一面，对下层群众有同情的一面，也有蔑视的一面。这是我大学的一次政治考试。出题者是让我们延伸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上吧，自批自虐直至自裁。
不妥协就好吗，残忍就好吗，我至今都答不好这道题。
后来从房龙的书上知道，宽容才是一种高智商的人类行为。有了宽容才有了社会。好脾气不等于软弱，妥协不等于无原则。君子之道，先生之道，在于学会宽容与妥协。
文革被整惨了的沈从文告知外甥黄永玉：爱、怜悯、感恩。前些年主持人问老年黄永玉：自己的墓志铭上将会写什么呢？黄永玉脱口而出：写——爱、怜悯、感恩。
宽容是民国先生的第一品质。校刊《北大人》记录了前北大校长胡适与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一段旧事：1946年周指责胡给蒋介石站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周还写信说“闻先生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琳以为值得考虑一番”。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不碍君子之交。胡适匆匆赴台，不忘在报纸空白处写下“我走了，一切请多保重！”
李敖曾提出捐款为胡适塑像未果。北大谈何兼容并包？作为民国标志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太会选择性遗忘了。
蒋介石为胡适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徳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可算作对一辈人的综述。老蒋对知识界搞过白色恐怖，到台湾彻底反省，并于日记中写下：不要得罪文人，他们会记仇的。大陆失势，去台湾面壁吧。
傅斯年号称是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的人，叼烟斗跟老蒋指手画脚讲话。文人纵然难搞，但他们是一个有担当的群体。不过，高压之下，有些慷慨就义，有些流氓化、犬儒化。政府执政于一时，而文化更久远。“得罪文人”于社会，于种群，于文化都不好。
杜月笙的人生哲学是：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其实末等人之前还有个第三等人，没本事没牛脾气的老好人，我们的芸芸众生。杜混迹上海滩想必有道。民国人士无论军阀、权贵、商贾或黑帮老大多少都有些范儿。参观昆明讲武堂，你会发现云南军阀唐继尧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绝非出自脾气暴躁的武夫之辈。
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狭义的先生是老师的尊称，广义的先生是对普通人的尊称。后者暗含着一种尊重，同时要求对方符合这个尊称——也可以说，叫一声“先生”是在抬举你。
广义的先生，暗含有做人和待人的尊严，要有一个现代公民起码的责任与担当。当世道衰败，他即便不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那个人，也要围观喊一嗓子，至少不做同流合污者。
八十高龄的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不足千元稿费还去税务机关报个人所得税。他的观点颇可商榷，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学者在世人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西方贵族也是有担当的。英国威廉、哈里王子都要服兵役。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普通机枪手。作为社会精英应懂得为社会***、承担风险。二代们去西方只学会吃喝玩乐。贵族精神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化传承，暴发户是学不来的。
中国五四以降的文化冲击在西南联大时期结出硕果，涌现出一批有学术、有风骨的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精英。人们叹息今天怎么没有西南联大的精神，没有西南联大式的教授。想当初联大的老师穿着长衫，有时候还打着补丁，和同学一起跋涉一起吃苦，而学术并不耽误，造就近代学术的顶峰。重提西南联大，不过是映照当下教育界的不堪罢了！
【七】 一个91岁老人的先生私人史
文/口述/何兆武 采访/于青
<<新周刊>>第372期
文/口述/何兆武 采访/于青
<<新周刊>>第372期
在我上学的时候，初高中应该也是有教学大纲的，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基本是不按大纲来的，每个老师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讲，没有任何规定。“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
何兆武
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清朝末年，停止科举，办高等学校，各个省都有自己的高校，武昌高师，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南京高师，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湖南高等实验学堂，就是今天的湖南大学。我父亲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毕业那年，刚好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是临时大总统。宣统也退位了，袁世凯在北京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因为两个都是中华民国，就合并成一个，就把南京的合并到北京。
我父亲本来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工作，后来合并到北京来，我们家就在北京落户了。祖父在家乡办的这间小学我并没有见过，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家乡的情形我不清楚，也没见过祖父，这些都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我上小学时，一级换一个老师。小学三年级时候北伐，打到北京。原来的国旗是五色旗，后来就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国歌也改成了***的党歌，改朝换代了。虽然军阀混战时局混乱，但我们读的小学依然归教育局管。我上的京师高等第四小学堂属于公立小学，三年级的老师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三四十块钱，资格老的大概可以升到五十。但老师们的工资经常发不出来，我们也经常下午停课，因为老师们都去北京市政府请愿，要求发工资去了。
那时候三十块钱一个人生活够了，但要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比较困难。拿学生的生活来做参考，学生们在学校里吃饭，一个月的伙食费是6块钱，包括一日三餐。除了吃饭的6块钱，其他的费用也差不多是6块钱。一个单身学生在北京，一个月最低限度也要十一二块钱。
我小学时的老师都是教育局分来的。那时有一所北京师范学校，简称北师，就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们都分到各个小学。小学时候我们经常去天安门开会，都是老师组织去的。那时候几乎每天天安门都有大会，算是政治性的，我们太小，也听不懂个什么，只记得上面的人讲得慷慨激昂。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再后来我所经历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 二·九’和1945年的‘一 二·一’。”——《上学记》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读初三，那时候比较懂事了。运动后第二天，很多报纸都开了天窗，只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时报》报道了，我们那时候的英文水平还看不懂报纸，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拿着报纸也很兴奋的样子，跟我们讲警察怎么打学生，大家听得都很激动。到现在，我已经忘了这位英文老师的名字，但这张报纸我一直记得。
“一二·九”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的开始，就是从1935年的12月9日，延续到1937年的7月7日，日本人进攻卢沟桥。1937年春天，我一个做地下党的姐姐被抓了，过了两天，我父亲就接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一封信，告诉父亲你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安全地保她回来。过了十几天，我姐姐就被放了出来。在那时候，只要我把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学校，你就有义务保证他的安全。孩子出了事，你就有义务保他出来。我的孩子送到你那里，你就有义务管。不只是校长，老师们也是这样。“一二·九”的时候一些学生们都躲在老师家里，如果有抓人的风声，老师就会尽快告诉学生，让他们快走。
“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上学记》
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以及我在西南联大的七年，算得上是我读书生涯中最好的两段时光。从我初二到高一这三年，一方面，国内局势很乱，但另一方面，也还是有些复兴的希望。西安事变的时候，大家都担心会内战，一旦内战，日本人肯定会浑水摸鱼，你们打内战，他就忙占领。但是西安事变是和平解决的，并没有打起来。这件事情做得很高明。
那时候全国的老师都基本上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北京几乎包办了全国的中学老师。那时候，全国就这么一个师大。教我们的老师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但其实在我看来，老师的水平跟他的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有的老师水平很高，但他教课未必教得很好。有些老师水平未必很高，但他教课教得很好。
我有一位很有名气的数学老师闵嗣鹤，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后来他做了华罗庚的助教，再后来他就进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五六十年代，每年都有全国中学数学竞赛，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由他来出。我听一个同教数学的老同学讲，全国中学数学竞赛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因为出题目是最难的。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题目必须难到一定程度，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做出来。好几万学生都来考，但要保证只有几个学生做得出来，又不能没有一个人做出来。这个题就一直是闵先生来出的，可见他的水平有多么好。
但是他教课却并不好，教课太笨，比如学三角的时候，有四个象限，其实讲一个象限就够了，第二三四个象限就是加减号，一遍就完了，可是他不，四个象限他都是从头讲起。我觉得他有点儿太死。
我也曾经在中学里教过书，教历史，也代过一个同学的课教国文。因为生活太困难，那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这个学校里兼课教国文，闻一多先生也曾在中学里教课。我教课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与兴趣来教书，没有标准教科书。把重要的历史都讲完之后，也会贩卖私货，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时代有些什么文学家，他们都写过什么东西，选出来几篇文章或是诗词，拿出来讲。我们讲课的自由性非常大。
“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最初一步只能是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上学记》
在我十二三岁，处于思想觉醒期的时候，戊戌变法的领袖梁启超，算是影响我最大的一位“先生”。他写了好几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为我开辟出了一个新天地。中国的传统学术，十二三岁的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了一点儿。还看丰子恺，都是转述日本人的东西，但是介绍的全是西方的东西，音乐，建筑，对我们来说全都是新知识，他给了我们一个新世界。
到了上高中的时候，鲁迅对我的影响最深。我受鲁迅影响最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要不得。所以我开始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感兴趣。那时候教科书都是英美的，一直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到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学世界史，有几本教科书都是美国人黑斯顿编的，他后来做了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编的这几本书都让我开了眼界，觉得比中文书还容易吸收，因为所有专有名词都是英文的不是中文的，不比中文那么啰嗦。我感觉那时候看英文书比看中文书更容易，吸收得更快。
我高二有一位英文老师叫程君涵，他曾经给我推荐过《格列佛游记》，他觉得这本书的文字非常吸引人。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学习有很多并不是一定要在课堂上，而是书本身就吸引你，这反而会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们那时候看电影一样。那时候的电影都是美国好莱坞的片子，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听不懂，到后来有些句子就慢慢懂了。这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的，而这种学，却是非常扎实的。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上学记》
在我上学的时候，初高中应该也是有教学大纲的，但是教我们的老师基本是不按大纲来的，每个老师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讲，没有任何规定。比如国文课，上面并没有规定某一本国文教科书，规定老师们要按照这个来讲，所以都是老师自己选出几篇文章来给我们讲。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们全都是国立北平师范学校出来的。高中最后一年，因为打仗，我转入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这里都是中央大学的老师，国文课就只读古文，不读白话文。我高中时的国文老师陈先生，他是个学问很好的旧学家，反对白话文，只讲文言文。那时候巴金的小说很流行，班上的女同学都喜欢看他的《家》、《春》、《秋》，这位陈先生就说，巴金有什么好看的，什么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根本不用我讲，你们自己看看就行！
我们初中升高中时候的考试，都是负责教课的老师来出题。虽然初中高中不是同一间学校，评卷的老师也并非出题校方的老师，但这对评判试卷没什么大的影响。在抗战以前，都是每个学校自己招生，到我考大学那一年，变成了全国统一招生。变成全国统考后，对于老师的教课风格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高中老师依旧是自由教课，国文与英文课依旧是由老师自己选。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上学记》
在西南联大，我们上课都很自由，随便你上谁的课，也随便你不上谁的课。我在历史系，就有一门必修课史学方法，是由北大的历史系系主任姚从吾教的，但姚先生讲课实在讲得不好，一堂课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最后我就不上他的课。那时候也不点名，到考试时候借笔记来看看就可以了。
我们那时候没有给博士学位的，也没有硕士这一说，只有大学毕业，学士就是最高学位。要去大学任教没有要求必须是硕士或是博士，那时候连留学生都没有。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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