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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正文】
王维生活的唐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所谓“高宗天后，访道山林”使得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家的返朴归真，佛家的静心明性，为文人的漫游隐居，情性空灵提供了心灵上的关照。因此，犹如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相互交融的内核一样，文人内心一直处在出世入世之间，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栖幽隐逸，湛然常寂，而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徜徉。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儒家用时济世的思想，锐意进取，所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在《献始兴公》诗中，盛赞张九龄写道：“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向张九龄求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些可以窥知王维早年的出仕态度，也可以窥知王维诗文才艺系着他的仕途。
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人，父处廉，官终于汾州司马，后移居蒲州，因此，王维籍贯为蒲州河东，因居京师，又称京兆人。王维多才多艺，诗、书、画、乐所无不通，《新唐书》写道“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十五岁时，有诗句“自有山泉人，非因彩画来”已见胸中丘壑。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在此之前，与他仕途有着密切关系的是他与贵族的交往以及他的诗文才艺。据《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岐王李范是睿宗的第四子，是玄宗的遗母兄弟，《旧唐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雅爱文士，不论他们贵贱贫富，一律以礼接待。由于岐王这种雅爱文士的个性，使他的宅第成为当时宾客云集的交往场所，而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同时岐王也擅长书法，对搜集书画古籍有着莫大的兴趣，这使得王维受到特别的重视，后来王维能以榜首通过京兆府试，据说岐王居间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岐王曾带着身穿锦绣华服，手抱琵琶的王维到公主府上奉宴，欲得公主的赏识，当时，王维仅为皙白的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而他弹抚的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更有数卷诗篇，令人惊奇不已，同时，王维****蕴籍，说话风趣淡雅，也为满座所钦重。当公主听到美妙的《郁轮袍》后，得知自己喜爱的一些诗篇是王维的作品时甚感惊奇，而王维也因此受到推荐，一举登第。当然，《集异记》所载的故事未必属实，不过，王维少年时才华出众确是事实。
王维的才艺虽然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也系着他的豪情和苦闷，王维的仕途没有太多的坎坷，却有许多的失意。任太乐丞后，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悲欢聚散之快，笑泣转化之急，是王维无法预料的。此时，在几年的半官半隐，漫游山水，情性空灵中，王维渐渐地有了退隐的思想，而诗文中也有了前途难测的隐忧。王维返回长安之后，结识了山水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襄阳人，少尚节义，曾隐居鹿门山，开元十六年，孟浩然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王维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为他郁郁不得志，心中苦闷一时所发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时常闲赋，心中不是滋味。
然而，王维尽管修佛养道，情怀旷宇，劝孟浩然归庐隐居，但是自己却无法忘怀仕途，时常有求时济世之志，王维曾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与东都洛阳相近，隐于此地正可以待机而出。次年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后迁殿中传御史。就这样在闲居和官职变换中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进而中年，或隐或官，总不得意。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使，李林甫任中书令。李林甫排斥异己，又宠用蕃将，这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王维在《记荆州张丞相》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所谓“方将与农圃，艺植老秋园。”时感沮丧。但是他旋即奉使出塞，以监察御使衔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一直到了凉州。崔希逸击破吐蕃，意在保卫河西走廊。王维此行却写了不少意境宏阔、气势雄浑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气势豪迈，《使至塞上》自“单车欲问边”起，就笔力爽健，构景雄浑，结句“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绝奇豪迈，雄浑壮阔，有不尽之味，充分表现出盛唐气象。
王维的边塞诗可以体现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热情，开朗，雄心勃勃，创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光芒，饱含情韵。其中《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以急促的节奏，紧张的局势，关山飞雪，狼烟不举，强有力的氛围给人以振奋。而王维晚年却大相径庭，向往的“出世”，诗人久经仕途的失意，在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或者在佛家禅道影响下，悟到人生还有另一种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在半官半隐中更多了些“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思想。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往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由于他的诗名，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期间，安禄山曾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诗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由此可见他的心声依旧追随唐王朝。
然而，在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之后，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按律当斩。有人以王维的《凝碧池》诗见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赐免，并且任王维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尚书右丞，这是王维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惨痛遭遇的王维，晚年苦行斋心，“不衣文采”，除了饭僧施粥之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山庄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王维也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的《谢除太子中允表》和《责躬荐弟表》，可以窥见安史之乱时被拘于贼中的王维，曾一度想出家修道。
从“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道家自在无为的思想，这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中有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于是，诗人独坐，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着青苔色。无论如何添了一份“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闲趣。而在闲趣之中，物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这正是道家艺术的完美体现。
此外，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也有这般风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道家自然的意念，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恬静安宁的心境，与他追求清幽绝俗，自然坐忘的意趣相融合。《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将伤感的激愤和清冷的孤独的心境化为虚静至极、自在见性的境地。而《辋川集》中的《鹿柴》，“返景入深林”，在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里，有一种“忘我忘情”自得之乐，少了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
与佛家定慧参禅，静坐忘己的虚寂境界不同的是，道家没有来世之说，人生是苦海，断绝烦恼，因果报应只是佛家修禅达到的寂灭境地所需的历程。而道家坐忘修身，静坐忘己在于修身远祸，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以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待自由。而这一思想在王维的生活中也有反映。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在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王维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无能为力，他欲求摆脱这种痛苦，又时常摆脱不得，因此，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在辋川期间，他时常与裴迪赋诗赏玩，在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宫槐陌、临湖亭等地都留有他的绝句，以寄托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
而这二十首咏辋川的山水五绝《辋川集》，以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高落寞的情怀，蕴涵着清淡自然的道家风味，创作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其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明代胡应麟曾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辛夷花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正如诗人面对自然地零落，刹那间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
王维的逝世也如辛夷花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记载，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历代知识分子，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者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而王维也是如此，作为继六朝大小谢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之后的唐朝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仕途上有着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在心灵上有着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然而，仕途的云诘波诡，险象环生，使他渐渐地明白，与他性情相融洽的不是忧心重重的仕途，而是心灵依傍的山水和淡然。
因此，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辛酸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踏入了人生“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境地之中，而这种道家思想的衍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绘画之中。
王维的绘画，奇妙入神，山、水、云、石被画家认为“天机所到”，世上难得一见。王维好画雪景，也常有剑阁、栈道、捕鱼、山居的描绘，沉静的田园意趣，远离尘世的风景，有着清新脱俗之感，将渔人村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山居野趣，也点缀在悠闲清雅的画面之中。“富贵山林，两得其趣”，既是历代名士的向往，也是半官半隐，漫游山水之间的诗人的向往。王维还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芭蕉”的意喻得到后世的推崇，这种超越于常理之外的艺术创作，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深化了“得意忘笔”的玄理思想。
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毕竟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变化。而王维在仕途受挫，感怀现实之中，得以栖幽隐逸，湛然常寂，得以超越世事、解脱困惑，以达自然自在和自为。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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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朝三教合流之后，历代的文人墨客，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而与李白、杜甫三足鼎立的盛唐诗人王维也是如此。
【正文】
王维生活的唐朝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所谓“高宗天后，访道山林”使得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家的返朴归真，佛家的静心明性，为文人的漫游隐居，情性空灵提供了心灵上的关照。因此，犹如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有相互交融的内核一样，文人内心一直处在出世入世之间，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栖幽隐逸，湛然常寂，而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徜徉。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儒家用时济世的思想，锐意进取，所谓“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他在《献始兴公》诗中，盛赞张九龄写道：“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向张九龄求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这些可以窥知王维早年的出仕态度，也可以窥知王维诗文才艺系着他的仕途。
王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人，父处廉，官终于汾州司马，后移居蒲州，因此，王维籍贯为蒲州河东，因居京师，又称京兆人。王维多才多艺，诗、书、画、乐所无不通，《新唐书》写道“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十五岁时，有诗句“自有山泉人，非因彩画来”已见胸中丘壑。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仕途生涯开始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在此之前，与他仕途有着密切关系的是他与贵族的交往以及他的诗文才艺。据《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岐王李范是睿宗的第四子，是玄宗的遗母兄弟，《旧唐书》记载，岐王好学、工书、雅爱文士，不论他们贵贱贫富，一律以礼接待。由于岐王这种雅爱文士的个性，使他的宅第成为当时宾客云集的交往场所，而王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同时岐王也擅长书法，对搜集书画古籍有着莫大的兴趣，这使得王维受到特别的重视，后来王维能以榜首通过京兆府试，据说岐王居间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岐王曾带着身穿锦绣华服，手抱琵琶的王维到公主府上奉宴，欲得公主的赏识，当时，王维仅为皙白的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而他弹抚的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更有数卷诗篇，令人惊奇不已，同时，王维****蕴籍，说话风趣淡雅，也为满座所钦重。当公主听到美妙的《郁轮袍》后，得知自己喜爱的一些诗篇是王维的作品时甚感惊奇，而王维也因此受到推荐，一举登第。当然，《集异记》所载的故事未必属实，不过，王维少年时才华出众确是事实。
王维的才艺虽然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也系着他的豪情和苦闷，王维的仕途没有太多的坎坷，却有许多的失意。任太乐丞后，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悲欢聚散之快，笑泣转化之急，是王维无法预料的。此时，在几年的半官半隐，漫游山水，情性空灵中，王维渐渐地有了退隐的思想，而诗文中也有了前途难测的隐忧。王维返回长安之后，结识了山水诗人孟浩然。
孟浩然，襄阳人，少尚节义，曾隐居鹿门山，开元十六年，孟浩然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王维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为他郁郁不得志，心中苦闷一时所发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时常闲赋，心中不是滋味。
然而，王维尽管修佛养道，情怀旷宇，劝孟浩然归庐隐居，但是自己却无法忘怀仕途，时常有求时济世之志，王维曾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与东都洛阳相近，隐于此地正可以待机而出。次年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后迁殿中传御史。就这样在闲居和官职变换中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进而中年，或隐或官，总不得意。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使，李林甫任中书令。李林甫排斥异己，又宠用蕃将，这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王维在《记荆州张丞相》也表示有退隐的意思，所谓“方将与农圃，艺植老秋园。”时感沮丧。但是他旋即奉使出塞，以监察御使衔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一直到了凉州。崔希逸击破吐蕃，意在保卫河西走廊。王维此行却写了不少意境宏阔、气势雄浑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气势豪迈，《使至塞上》自“单车欲问边”起，就笔力爽健，构景雄浑，结句“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绝奇豪迈，雄浑壮阔，有不尽之味，充分表现出盛唐气象。
王维的边塞诗可以体现他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热情，开朗，雄心勃勃，创作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光芒，饱含情韵。其中《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以急促的节奏，紧张的局势，关山飞雪，狼烟不举，强有力的氛围给人以振奋。而王维晚年却大相径庭，向往的“出世”，诗人久经仕途的失意，在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或者在佛家禅道影响下，悟到人生还有另一种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在半官半隐中更多了些“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思想。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往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由于他的诗名，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期间，安禄山曾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诗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由此可见他的心声依旧追随唐王朝。
然而，在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之后，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按律当斩。有人以王维的《凝碧池》诗见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赐免，并且任王维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尚书右丞，这是王维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但是，经历了安史之乱惨痛遭遇的王维，晚年苦行斋心，“不衣文采”，除了饭僧施粥之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山庄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王维也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的《谢除太子中允表》和《责躬荐弟表》，可以窥见安史之乱时被拘于贼中的王维，曾一度想出家修道。
从“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处世态度上看，王维有道家自在无为的思想，这在他的诗中也有反映。“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中有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于是，诗人独坐，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是青苔****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着青苔色。无论如何添了一份“自然妙趣，万物天成”的闲趣。而在闲趣之中，物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这正是道家艺术的完美体现。
此外，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也有这般风味。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蕴涵着道家自然的意念，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恬静安宁的心境，与他追求清幽绝俗，自然坐忘的意趣相融合。《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将伤感的激愤和清冷的孤独的心境化为虚静至极、自在见性的境地。而《辋川集》中的《鹿柴》，“返景入深林”，在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里，有一种“忘我忘情”自得之乐，少了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
与佛家定慧参禅，静坐忘己的虚寂境界不同的是，道家没有来世之说，人生是苦海，断绝烦恼，因果报应只是佛家修禅达到的寂灭境地所需的历程。而道家坐忘修身，静坐忘己在于修身远祸，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以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无待自由。而这一思想在王维的生活中也有反映。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在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王维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无能为力，他欲求摆脱这种痛苦，又时常摆脱不得，因此，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在辋川期间，他时常与裴迪赋诗赏玩，在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宫槐陌、临湖亭等地都留有他的绝句，以寄托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
而这二十首咏辋川的山水五绝《辋川集》，以幽静、空灵、凄清的意境表现孤高落寞的情怀，蕴涵着清淡自然的道家风味，创作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其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明代胡应麟曾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辛夷花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正如诗人面对自然地零落，刹那间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
王维的逝世也如辛夷花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记载，王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历代知识分子，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那些悠然空寂的诗人，都在追求前者或者后者的同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心态，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而王维也是如此，作为继六朝大小谢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之后的唐朝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在仕途上有着建功立业，求时济世的抱负；在心灵上有着栖幽隐逸，湛然常寂的志趣。然而，仕途的云诘波诡，险象环生，使他渐渐地明白，与他性情相融洽的不是忧心重重的仕途，而是心灵依傍的山水和淡然。
因此，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辛酸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因此，他踏入了人生“摆脱名利，还我本真”的境地之中，而这种道家思想的衍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绘画之中。
王维的绘画，奇妙入神，山、水、云、石被画家认为“天机所到”，世上难得一见。王维好画雪景，也常有剑阁、栈道、捕鱼、山居的描绘，沉静的田园意趣，远离尘世的风景，有着清新脱俗之感，将渔人村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山居野趣，也点缀在悠闲清雅的画面之中。“富贵山林，两得其趣”，既是历代名士的向往，也是半官半隐，漫游山水之间的诗人的向往。王维还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雪中芭蕉”的意喻得到后世的推崇，这种超越于常理之外的艺术创作，确立了“神情寄寓于物”的表现手段，也进一步深化了“得意忘笔”的玄理思想。
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毕竟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变化。而王维在仕途受挫，感怀现实之中，得以栖幽隐逸，湛然常寂，得以超越世事、解脱困惑，以达自然自在和自为。
盛唐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可以三足鼎立。三位诗人在盛唐，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吸收的情形下，各自有自的趋向，李白道古仙风，杜甫沉郁痛苦，王维以禅入诗。
苑咸在《酬王维序》中称王维“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可见王维在身前已有“诗佛”的迹象，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一方面诗人博学多才，佛缘殊胜，躬身修禅，深得禅家三昧，另一方面，诗人佛学修养之深，诗佛融会之恰，在古今历史上实数罕见，胡应麟曾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作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被称为“诗中之佛”是恰当不过的。
王维，字摩诘，取自《维摩诘经》，王维信佛，尤好《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所谓“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这在他的诗歌中也有体现，《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世界，客观是夜静山空，主观是清静无为。桂花悄然飘落，月光空寂出影，进而鸟鸣深涧，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万籁无声，在夜空无比的幽静中，诗人的“静”境寓托了佛教寂灭的思想，一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呈现眼前，无外乎胡应麟又说：“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
王维中年后奉佛日笃，他既悟得世事皆空，即将山水田园作为一方净土慰藉心灵。而佛教禅宗屏除杂念，静心关照，又有助于他入定凝神、真切体验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审象于净心”，从中悟得禅趣。因此，王维的诗歌多“空”、“闲”、“静”、“无”等字眼，“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但去莫复闻，白云无尽时”这是对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的一种追溯，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对人世对万物，自有一种幽然的宁静，进而这种宁静使诗歌禅光入影。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兴来独往，随遇而安，着处有得，妙趣无穷，心领神会，不求人知的情怀。其中，有着物我契合，自然无我的境界，正如沈德潜所说“不用禅理，时得禅理”，味道如此。
然而，王维的禅理，或者他说对禅宗的追溯，与他的生活环境及失意的仕途有关。王维的母亲信奉北宗，师事北宗普寂禅师。据王维《请施庄为寺表》记载，他母亲师事普寂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后，他经营环境极其幽静的辋川别墅，就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而购置、营建的。
据《新唐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也是一个“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之人，而王维生活的唐朝，佛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交融也就在这种情形中缓缓地开始。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这同样促使他对佛教的信仰，王维少年时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上的出路，初到长安时，文章音律上的才气使他富有盛名的同时，也使他的仕途更为通达。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富有盛名，长安城里豪门贵族都以请到王维为荣，所到之处荣幸无比，宁王、薛王都以他为师为友。然而，他的才艺尽管使他的仕途充满了乐趣，但是始终无法改变他仕途上的失意。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随即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到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用仕时，又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极为痛苦，“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王维的《与魏居士书》写道：“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有一种颓丧的思想，他对李林甫等持退让的态度。
在理想破灭和严酷的现实面前，王维既不愿与混浊的仕道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路可走。对于这个正直而又柔弱，长期受到宗教影响的文人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自然山水、禅宗佛意中寻求解脱。因此，“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
安史之乱期间，王维被迫署以伪职，其后，尽管因《凝碧池》得到唐肃宗的特此赐免，并授于太子中允之职，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很苦闷，心灵受到的巨大打击并没有平复。生活道路的坎坷使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王维借用佛教的“空”理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在出仕和入仕之间徘徊，汲取佛学的思想。因此，他既对现实不满，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敢与污浊的仕道对抗，企图走隐逸的道路。
不知道王维是什么时候开始隐逸的，然而，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七年，王维拜道光禅师为师，“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期间，王维曾隐居终南，在东都嵩山也有他隐居之所。从而，王维的诗歌也进入了塑造独特山水意境的阶段，“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心境不再为得失所牵扯，有种忘我的境界，也得意于禅悦。
而王维后来禅悦之深，或者说对他禅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他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神会大师的相遇。《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写道，“于时王侍御（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他在孤独和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在这种禅境之中，人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此外，王维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认真地践行。王维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盛赞净觉大师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当王维接触南宗禅之后，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倾心。他在撰写《六祖能禅师碑铭》中写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这是他关于“空”与“有”关系之间的辩证。因此，王维的禅学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而两者在王维漫长的修行中又融为一体，达到“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境界。
王维在漫长的修行中，生活也融入了禅法，身体力行，亲身经历。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这些“空灵、幽玄、幻灭”等佛法禅理在王维生活中也处处流露着。
王维在任左补阙期间，开始经营蓝田的辋川别业，他选择环境极其幽静的蓝田山居，一方面为了方便自己的母亲宴坐经行修道之用，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王维迁往辋川别墅之后，将仕途疲乏之心放逐于山林泉石之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山独往，心远尘俗，惟有人语回响的乐趣。“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生灵自悦，万物悠然。
在辋川期间，王维选择了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的生活，时常与裴迪赋诗弄曲，他在母亲仙逝之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晚年，王维也曾向皇帝上表，将自己最为钟爱的辋川别墅施作僧寺，供“名行僧”“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之用，并且不止一次上状，恳求朝廷允许将自己所得的职田献出，作为周济穷苦、布施粥饭之用。同时，王维中年就已丧妻，《新唐书》记载，“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旧唐书》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甚是希有。
王维喜好素食，到晚年尤其严格，《旧唐书》写道“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素食生活的淡然与平和，对于王维多了几分舒惬的雅韵和审美的意味。经安史之乱惨痛的遭遇之后，王维除饭僧施粥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有两首诗最能表现他晚境的心迹，一首是《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另一首是《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此时，万缘放下，唯有佛法自励。同时，王维临终的最后一刻，也颇有韵味。
王维的逝世也如花瓣自然地零落一般，《旧唐书》写道，“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卒。”王维对于死亡犹如一次远行，舍笔之后安然长逝，而临终前正念分明，又甚从容，可证他生平修持之功确实非比寻常，这与他受儒佛道三家尤其是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人墨客，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无论是建功立业，求时济世，或是栖幽隐逸，湛然常寂都有一种矛盾，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受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去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依旧流着儒家和道家的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用舍又时，行藏在我”，总使儒、道、释三家相斥相融，形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复杂思想，并且贯穿于仕途或者尘世之中。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方面采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处世态度，一方面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理思想，另一方面又参酌佛家“空灵、幽玄、幻灭”等禅理，形成了自身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因此，他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仕途与仕途之外徘徊和徜徉。
王维在历史上，除了特殊复杂的思想之外，还令人深思的是他的多才多艺。王维诗、书、画、乐所无不通，在诗歌上，王维与孟浩然并称，所谓“王清孟淡”是唐朝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在书法上，擅长于草书和隶书，而绘画上，则是南宗画派的始祖。
王维的绘画，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开阔了山水画笔墨的新意境。此外，王维的绘画与诗歌相互融通，其诗平实而简远，其画韵味含蓄而丰富，意境清旷苍秀，在自然中勾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他用笔随意，墨气沉稳，线条有力而飞扬不张，在他的空间里，形象与笔墨相得益彰，抒发出了自身对生活的情怀和感受。
王维的音乐，水准出奇惊人，曾有一人藏有一幅《按乐图》，画上没有题款，众人不知是什么景象，只见画中百工奏乐，王维看后徐徐思忖说是《霓裳》曲第三叠最初一拍，人们不信，就请乐队演奏《霓裳曲》，仔细观察，结果到了第三叠最初一拍，乐工的姿势和画上的一模一样，方才信服。
此外，王维的诗歌，在盛唐的诗坛上，李杜之外，无与匹比，他的山水田园诗既得益于陶渊明的平淡自然，又继承谢灵运的精工秀丽，并且诗风独韵。艺术造诣之精湛，韵味风骨之高雅，融诗、书、画、乐于一体，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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