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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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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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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
礼的两个走向:内化与物化


(437期尝鲜)克己复礼


<<新周刊>>第437期
 


国家有礼制礼器,社交有礼仪礼节,个人有礼貌礼道。

人人向往“礼仪之邦”,可惜因历史原因,“礼”在纸上多于“礼”在身上,“礼失而求诸野”的时代多于礼行天下的时代。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恢复礼道。 

个人礼道如何行?君子堪为典范。君子于礼,必先克己,内化为德、才、志,外化为真、善、美,物化为以示尊重的仪表、与礼相衬的衣食住行之什,礼轻情意重之礼物。

今天的君子,在温和坚定中实现理想,在知识之海中追求独立,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有自我认知,在低调内敛的同时谦谦有礼,在拥有财富的同时热衷慈善,在拼搏向上的同时保有赤子之心,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用心生活……君子,不唯书、不唯上、不畏直言,永不丢弃生而为人的责任。

《新周刊》于此盛世,重寻复礼之道、描摹君子之行,建构“一个人的礼仪养成史”,邀集于丹、熊培云、朱大可、窦文涛和余世存共议君子之风。“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君子的理想,我们会沉沦得更厉害,自私得更黑暗。”(窦文涛语)

世界因礼变得更加良善。我们因礼变得更有尊严。克己复礼,向完美进化。




【上图】长春“童学馆”礼仪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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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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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当代复兴


“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时候到了


文/唐元鹏
<<新周刊>>第437期




 



“克己”是克制自身的欲望,是以身作则;“复礼”是恢复礼的精神,也许有许多礼仪、礼制已经无法复制了,但其内涵核心仍然急需复兴。



    礼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字,又是一个新字。它的古老在于几千年的沉淀,它的新在于礼要复兴。

    在一个有《礼记》、有孔子、讲究礼尚往来的“礼仪之邦”谈礼的复兴,是一件荒诞的事,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

    曾经,我们只谈同志情,谈阶级斗争,没法谈礼;改革开放后,我们谈发展经济,谈挣钱,顾不上讲礼。就这样,礼在这个国家缺席了50年,直到今时今日,当物质大大丰富之后,我们猛然醒来,礼去哪了呢?
    
    当我们重新将视野转移到礼的时候,却发现礼仪、礼节、礼义已经淡化,只剩下礼品、礼物、送礼。礼被物化了,被商品化了,被市场化了。幸而我们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是时候在物质的快车道上稍作停留,扪心自问了,我们是否该重拾那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作为整个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礼?


礼的物化


    祭天敬神为礼,孝悌忠义为礼,尊卑有序为礼,待人接物有礼,婚丧嫁娶有礼,风俗习惯有礼。礼是仪式、是秩序、是关系、是和谐,它曾经是渗透在中国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是那样地根深蒂固。

    自从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两千年的专制皇朝时代终结,礼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平等、自由、民主等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渗入了传统的礼之中,女权运动、移风易俗在实际生活中,礼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生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也进入了新的时期,来自苏俄的革命气氛充满了整个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进入革命时期。旧的礼被认为是封建的、陈腐的,在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的大旗下已成昨日云烟。在新形势下,也建立了以同志情、革命情为核心的新型的礼,这种在组织、集体的框架下模糊了个人、家庭,具有很明显的红色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拨乱反正,一方面把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在社会转型中,礼是什么,反而被忽略了,有时候可能是“五讲四美”、“五爱三讲”。但在历史局限之下,礼被时代物化了。

    礼从仪式、秩序、关系,变成了礼品、送礼。前者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价值观的异化,礼轻情意重被扔到了故纸堆中,价值直接由金钱衡量,礼物的贵贱高低,成为调节关系的重点,互相攀比,厚此薄彼,心不够钱来凑。同时由于利益的需要,商家也推波助澜,各种礼品礼物的规格档次与金钱的合谋,演变出一个极其庞大的礼品市场。

    后者的送礼,则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核心,人与人不再追求交情,而是只讲人情。求人办事,关系人情,都要送礼,甚至被一些官员衍生成了权钱交易,滋生了腐化的土壤。

    在物化之后,礼变成了嘴上有心中无,无法融入实际生活中的精神。本来礼的核心价值——尊重,逐渐消失。
    代之以表面的平等,表面的个人独立,事只分对错,人只比高低。即使接受了一些西方思维,也只停留在表面,更可怕的是,没有接受好新的,还扔掉了祖宗留下的优良传统。


礼的复兴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礼存在的条件,社会发展到今天,当中国人终于可以说自己仓禀实、衣食足的时候,礼的复兴是必然的。

    在物化的社会风气下,克己复礼是礼的复兴的方法论。“克己”是克制自身的欲望,是以身作则;“复礼”是恢复礼的精神,也许有许多礼仪、礼制已经无法复制了,但其内涵核心仍然急需复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中心,谈论着我的需求、我的欲望。礼本该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中介,一旦个人欲望超越了边界,自然会侵蚀礼的势力范围。

    今天的社会,我们一方面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却无视他人,出言不逊;我们一方面期待别人理解,另一方面却无法宽恕别人。

    其实只需回归最基本的概念,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对于弱势群体、社会底层,能否保持一种恻隐之心,纵然这个社会盛行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说辞,但推己及人,当自身处于困境之中的时候,希望得到善意的帮助还是落井下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当你不希望别人轻视,当你渴望别人的尊重之时,有没有想过首先需要做的,恰是尊重别人?

    比如恪守本分,中国传统礼的核心是秩序是等级,虽然在讲究平等的今天,等级让人生厌。但在任何社会中等级的存在都是无法避免的,家庭中有尊卑,社会上有长幼,单位里有上下级关系。中国人有看不见的规矩,没有规矩决成不了方圆。

    比如为人表率,让每个人都呈现出最好的自我。上位者为下之表率,长辈是晚辈的表率,前辈是后辈的表率。即使在社会中地位再卑微,也至少是自己孩子的表率,想想那双永远盯在你身上的孩子眼睛,至少,你的行为不该让他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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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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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不在棋局,在棋道


中国礼的演变史


文/张丁歌
<<新周刊>>第437期




 




“礼”之于中国,从一部《礼记》、一个礼部,到一个由礼构成的城邦社会,恰如棋盘上的格局,是规矩,亦是气象。



    有人曾观中国人下棋,视景象为奇。先走的须说:“鄙王小卒先走两步。”然后,对手要说,“鄙王小卒也走两步。”对手再说:“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九宫中鄙王卑贱的象位。”一局棋下来,过招二人客套话一箩筐,却与棋的输赢毫无关系。观棋者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就如棋局本身,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不会下棋,这是礼仪。

    观棋的是美国学者、牧师明恩溥。他曾侨居中国半世纪,于1894年写出一本《中国人的气质》(后译《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名噪一时,几乎成为最早探讨中国国民性的外来视角。“观棋”,便是书中《东方人的礼貌》中的一帧镜头。

    中国典籍上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礼仪准则有300条,行为准则有3000条,明恩溥慨叹: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多的礼节,很难想象怎样延续下去。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他们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

    孔子当年修订《礼记》,一生倡议“克己复礼”时,怕未曾想到,两千年后,有位美国人会这样剖析解读中国之“礼”。而“礼”之于中国,从一部《礼记》、一个礼部,到一个由礼构成的城邦社会,恰就像棋盘上的格局。

    礼是什么?《礼记》第一句话是毋不敬,俨若思。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解读孔子所倡之礼:“我们要随时随地很庄严,很诚敬。这个敬,并不是敬礼的敬,而是内心上对自己的慎重,保持克己的自我诚敬,表面看,像是老僧入定的样子,专心注意内心的修养。所谓礼,就是指这个境界而言。对人对事处处有礼,那是礼仪了。《礼记》的这一句话,是讲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孔子的理想是要恢复尧、舜、文王、武王时的礼仪等级。他把《礼记》之“礼”,看成修身、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

    “不学礼,无以立”、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记》49篇,从古代风俗,服饰、饮食居住,到婚丧嫁娶、家庭礼仪、师生关系,几乎构架为一套上古礼仪宝典。

    南怀瑾解读,“克己”的克,就是剋,剋伏下去,有心理争斗之意。庄子叫做“心兵”,心里在用兵,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以现代语汇来说,是感情与理性的争斗。克己以后,就恢复了“礼”的境界。

    复的哪部礼?孔子是要恢复周公之礼(《周礼》)。“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他曾以此言,叹息周代礼仪文化的失落。孔子希望可以根据周公的原则,建构一个有礼有节的生活模式与人伦关系。

    周公制礼,是要人们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拾起敬畏。他重制礼乐,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都纳入尊卑有序的模式之中,亦是一套国家制度体系。那时,即便乡野之人,都以上层人之礼要求自己,彼此守礼,以礼义相标榜。《周礼》,其实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

    春秋时,晋厉公会盟天下,周王室代表刘康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国家最大的事无非祭祀与战争,祭祀尤在战争之上。礼部便是隋唐以降负责祭祀,以及由此延伸开去的所有国家礼仪的政府职能部门。

    礼部,南北朝北周始设。隋唐以后,为六部之首。它主要负责管理国家的典章制度、祭祀、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之政令,即主管考吉、嘉、军、宾、凶五礼。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甚至还有科技部部分功能。

    礼部既撑起一个国家的面子,也关乎一个社会的里子。掌管礼部的大臣,为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礼部下面设四司,明清时分别为:仪制清吏司,掌管嘉礼、军礼,以及学务、科举考试,即礼部试;祠祭清吏司,掌管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执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相当于隋唐时的膳部,专门掌管筵飨廪饩牲牢等事务,就是吃吃喝喝,大宴酒膳所用。 

    在清代,设有铸印局,负责铸造皇帝宝印和官员印信。另有会同四译馆,负责接待各藩属、外国贡使及翻译等事。

    礼部至清末废部,改设典礼院,成为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的机关。

    明恩溥一方面欣赏东方人的礼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不适,“客观地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礼貌(与他们之间表现的相同),首先考虑的不是客人的感觉,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礼数,会接人待物。”并做了个比喻:礼貌就像气垫一样,里面虽然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却能有效地减缓颠簸。

    所谓礼仪之邦,不至于像《镜花缘》所述君子国那般,“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但两千年的“礼”之路,已然让这个社会建构于隐形的礼文化下。礼于当下,如同一个人隔代的基因,一片土地深层的血脉,一个动作或念头深处的下意识,一声失传已久却仍能听辨甚至脱口跟随的乡音。

    中国是礼社会,亦是人情社会。史学家孙隆基有言,“人情”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在传统的天道观中,中国人甚至连天地都加以人情化,“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式的人情与西方追求自我或者说个人的权利的巨大差异。”

    人情不仅指人之常情,也指礼之常理。你说它假意虚情,它也叫讲礼讲范。只是,礼仅停留在“范儿”,便真如气垫,气一漏就什么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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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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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礼仪养成史


<<新周刊>>第437期





 


幼时学礼,重在模仿;青年为礼,重在谦卑;
中年行礼,重在表率;老年定礼,重在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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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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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


长辈表率,知行合一


文/窦浩
<<新周刊>>第437期




 



    在传统礼的秩序中,儿童处在金字塔的最底端,首先他们要学,学习礼仪,学习礼制,学习礼貌,从三字经开始,礼就渗入到儿童生命的开端;然后要实践,天地君亲师,敬天地、忠君上、爱亲友、尊师长,将这种秩序埋藏在骨髓命脉之中。人们认为如此一来,儿童长大后,礼便养成了。

    现如今,这样的秩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变成了421的倒金字塔,在此中“礼”被颠倒过来,父母、祖辈将孩子供在了金字塔的顶端,成了“小太阳”、“小皇帝”。祖宗在过去的家族中是尊崇的存在,但现在却成了备受娇宠的独生子女的代称。

    父母祖辈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但现在许多孩子却被这些老师娇宠坏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晒着,两个家庭都在为一个孩子忙乎。千依百顺之下,孩子自然知道自己是家庭的中心,想要的唾手可得,想做的为所欲为,很自然就失去了敬畏之心。

    最典型的一点就是目中无人,具体体现为礼貌的缺失,首先从家人开始,对父母长辈称呼随意,说话无礼,对自家人如此,更别提对外人。这种状况必然是被娇惯及父母没有做好表率的结果。

    自私也是目前独生子女的大问题,结果就是缺少友爱谦让,长辈缺乏以身作则,是其根源。教育专家杨雪梅认为:“由于独生子女受众人的疼爱和服务,易产生惟我独尊的心理状态。而多数独生子女缺少和同龄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也就缺少友爱廉让的精神,大多数都有自私自利的行为。”

    在儿童的生活中,模仿是他们首要的学习手段,这种模仿最多的来自身边最亲的人,所以儿童学礼,成人需作表率。

    《“不听话”的孩子怎么教》一书中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一、父母要使孩子的言行有所遵循,切不可言行不一。二、空洞的说教所起的作用往往微乎其微,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以身示教,凡是不良的言行,首先要杜绝在自己身上发生。三、父母一旦答应了孩子的事一定要兑现,兑现有困难的事不要轻易许诺。

    在中国古代儿童礼仪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孝”。在儒学文化浓厚的韩国,孝道的教育至今保留。每到寒暑假,韩国孩子要听“忠孝教育”讲座,接受“忠、孝、礼”等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韩国孩子的神圣义务,一旦哪个不尽孝者被曝光,将被社会唾弃和排斥。

    无论忠义还是孝悌,归根结底还是归结到“尊敬”二字之上,可以说尊敬是儿童礼仪的核心,只有学会了尊敬才能暗合礼的真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礼从知入手,以行为径。首先从童蒙教材开始,就有《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等。熟读之后,便为知礼。

    接下来要让孩子参与家族生活,祭神、祭祖、拜年、家庭聚会、走亲访友、礼尚往来。让孩子们在实践之中更深地体会礼仪,是为习礼。在这个过程中,长辈们会随时指出其中问题,教训不仅嘴说,而且有时候还会棍棒加身,这便是家教。

    礼的核心是孝道,清华大学礼学专家彭林教授把孝道分成不同层次:首先要关心老人的生活起居,然后要听双亲的教育,比如《礼记·曲礼》说的“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弟子规》里说的“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其次,做错了事也是不孝。比如《孟子》里说的五不孝,“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总之 ,只要是让父母蒙羞的行为都是不孝。

    彭林说:“儿童思想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引导得法,好的品行不仅与日俱增,而且根植于心田,正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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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2: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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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


要做事先做人


文/窦浩
<<新周刊>>第437期






 

    成功学也许是对当下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学问”,纵然有争议,但任何一本成功学教程都不会忽视一点,教年轻人如何处世,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做事要先做人。

    做人看似简单,但其中包含了很多礼的内涵,与人相处,与人沟通,调节关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不懂礼可说寸步难行。与同学、朋友之礼影响着社会资源,与领导之礼影响着升迁机会,与异性之礼更是影响终身大事。

    精力旺盛,初生牛犊不怕虎、锋芒毕露、才华横溢、愤世嫉俗都是与年轻人密不可分的词,有的词是褒义,有的词是中性,但总体上都能表现出年轻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词语也同时存在,年少轻狂、眼高手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能是年轻人经常会犯的通病,初入社会,浮躁的心态之下,往往会忘记礼的精神。 

    许多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唯我独尊惯了,独尊的尊在社会之中往往变成一种自我为中心,只希望得到别人承认,却忘记了尊重他人。

    自尊是年轻人最重要的品质,与人相处时,保持一份不卑不亢的状态,既不卑躬屈膝,又不被人侮辱歧视。这是现代年轻人最重要的心理诉求,也是“85后”、“90后”自我意识的表现。

    但在社会实践中这种自尊很有可能转变为自负,字典中只论对错、黑白,不论方式方法,所有人做的都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但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能简单分对错,适当的沟通,甚至礼让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自尊是好的,也是年轻人必须保持的状态,但过犹不及,进一步就是自负,在自尊与自负中找到平衡是青年之礼的基础。


    礼在中国最初的状态就是秩序,人应该找到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逾矩便能达到礼最初步的要求。遵守秩序至今仍然是人守礼的初步,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尤为重要。

    社会礼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交往有明规则可以遵循。而职场中有很多规则是潜伏着的,我们需要用更多的试错来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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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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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如何改变粗鄙社会?[/size]



[size=18]“南怀瑾们”的礼教实验




文/大同
<<新周刊>>第4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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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教养退步。有人逆流而上,想回到先古寻找人们相处之道。



    “你起来!要不然你就谢谢我。”……地铁女乘客让座未获感谢,又夺回座位,上海地铁上最近上演的这一幕引发热议。

    在北京公交,通常是理直气壮的老人不但不谢,而且教训你。大街上“中国梦”宣传画上的人们,作揖行礼,那些老礼儿仿佛与现实不搭界。国学复兴,保护传统文化,但已没有了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留下一个巨大空白。今日与你讲礼者又是何人? 

    技术进步了,教养反而退步。有人逆流而上,回到先古寻找人们相处之道。


一个人、一种理念能改变社会吗?


    2005年,净空法师在安徽汤池开设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教授以《弟子规》为主的儒家文化,试图将一个4800人口的小镇打造成和谐社会典范、样本。一时间,志愿者咸与归附。

    据净空在片中介绍,学校开办之后,汤池镇精神文明总体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夫妻吵架的少了,子女孝顺的多了,婆媳变得和睦了,邻里变得友善了,街道变得干净了,盗窃等违法事件几乎没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仿佛在汤池得到了实现。

    法师的构想是用三年时间把小镇打造成和谐社会范本,把两三百名“种子老师”打造成现代社会的孔子孟子或释迦牟尼的门徒,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全国各地,去创建千千万万个“汤池小镇”。
 
    斯是美哉。可办了三年的儒学民间教育机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却停办了。据《南方周末》报道,当地人觉得,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是给那些不愁吃穿的人过的,“晚上9点睡,早上3点起,我还用做生意吗?每天吃素,我还有力气干活养孩子吗?温良恭俭让,与世无争,可不争,我怎么赚到更多的钱?”

    追随者坚持认为,通过古圣先贤的教育,能移风易俗,使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家庭和睦。但为什么净空法师在汤池的实验最终失败了?也是因为净空法师及其追随者太过理想主义,一时一地的实验成功不能代表全部,一个汤池能对抗整个社会吗?理想国之所以是理想国,就因为其令人向往但遥不可及。


南怀瑾年届九旬筹建了太湖大学堂。


    大学堂建于2006年初夏,全区300亩。建筑以回廊连接,圆形操场呈八卦图状。2006年7月1日至7日,南怀瑾在大学堂首次开讲,即网上广为流传的《禅修与生命科学》系列视频。 

    大学堂从幼儿园到小学,目前已招收有近二百位学生,提倡“儿童中西文化导读”,除中国文化经典外还有西方文化经典、哲学名著、《犹太经》等。大学堂的教学讲究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在书架上还看到了英文版圣经读本。课时虽满,但学生不累,每天中午靜定,下午都有体育,周五全天学习做饭和户外活动。

    但大学堂最重要的是教人做事与做人的道理,教人生活的道理和技能。它是一项教学实验,也是对百年教育失败的一个反思。

    与净空的汤池小镇一样,太湖大学堂意图打造一个快乐成长的“理想国”。我的微博网友冷冷地发问:这能适应信息爆炸的时代吗?或:都不知道社会上有多少坏人,完全的温室,将来怎么办?

    但到目前为止,来此求学的未闻中途退学者,只有学校认为太过急功近利的被劝退者。

    南怀瑾数十年前就曾言:“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两千多年前,孔子感叹时代“礼崩乐坏”,于是奔走四方,随缘教化,想要用上古的文化传统恢复当时的社会秩序。如今南怀瑾怀有的是相同的理想,“我们虽失望,但不能绝望。”这个小小的大学堂就是为了证明还有希望。

    南怀瑾称现在的孩子都是“贵族”。吃饭不懂拿碗。因为在家里都是大人在喂。这样的教育不出问题才怪,这样教育出来的人管理世界,不出问题才怪。

    这句话说得很重,重到难以承接。一代代的独生子女将来如何打交道、管理世界是个大问题。

    关于对接世界所谓普世价值,记者与老先生有过一番问答。问:如果道家是药铺,儒家是粮铺,佛家是百货商店,那么西方的民主科学算是什么?南:药铺粮铺的比喻说的是“五四”不能全盘否定传统。对西方你了解吗?哪个是西方,美国还是欧洲?还是古希腊?你不懂,你还年轻。答:我不年轻啦。南:你有多大,60岁有吗?答:没有。南:70岁我都叫你年轻。你知道两千年前西方是什么样子?

    临了,老先生拱拱手,说:“得罪啦,得罪啦……”

    太湖大学堂的铁门外是红尘滚滚,车走马喧。“南家班”的孩子们,能从容应对这个“快”世界吗?

    太湖大学堂的理想是改变一个是一个。南家班的子弟能坚持多久,又能影响多少人,尚未可知。

    混沌理论认为,个体如要改变整体有两个条件:一是自身足够强大,二是坚持得足够久。

    净空们、南老们的世界正渐行渐远。他们的背影带着无尽的遗憾。在这块大地上将复兴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宗教或类宗教,首先是教人谦卑。人不过是宇宙一微尘。认识到这一点,礼貌只是顺带的结果。

    屌丝忙着跟土豪交朋友,土豪并不理会。屌丝化就是自我矮化,就是没有尊严。礼,首先是一方有尊严,不卑不亢,另一方有谦卑、有尊敬。否则只有巴结和鄙视。

    网络语言一茬换一茬,比如屌丝、逆袭、跪了、打酱油、碉堡了、也是醉了,比如白富美、高富帅、高调、任性,但教养并没有更新。文化是内在的衣装,没有文化内涵,外在更新再快也是粗糙的语言,粗糙的世界。戾气粗糙的语言表达的是苍白和恐惧。它们和官话空话一道,构成当今社会的两大污染。

    资讯爆炸,书籍更迭。丰富的资讯和汗牛充栋的书籍并不能让人更有涵养。知识不能改变命运,惟有智慧。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饱读诗书照样有傲慢之徒。贩夫走卒也能恭敬待人。决定是否有教化的,是生活方式,是生活习惯和内在的谦卑。

    有尊严才能有礼貌。改变粗鄙社会要靠我们自己,非一代人之功。

    首先,从谦卑开始。礼的前提是相互尊重,不可年少任性,更不能倚老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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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2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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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十大君子榜




<<新周刊>>第437期



君子需要有何种品格?在温和坚定中实现理想,在知识之海中追求独立,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保有自我认知,在低调内敛的同时谦谦有礼,在拥有财富的同时热衷慈善,在拼搏向上的同时保有赤子之心,在追求事业的同时用心生活……君子,不唯书、不唯上、不畏直言——君子就是永不丢弃生而为人的责任。




胡适 追求学术独立的学界君子



    不止一个论者说过,看胡适的照片,比看胡适的文章还有意思,因为胡适的长相,“完全是君子相,完全是学者相”(陈丹青语)。

     学者张中行曾描述胡适的相貌:“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其实胡适并非“永远穿长袍”,他也穿西装,不过,无论长袍还是西装,他都穿得熨帖自如,透出骨子里的斯文通脱。

    世人多半会比较鲁迅和胡适,认为鲁迅是真文豪,但性子失于尖刻;胡适是真雅士,性子亲切平易,令人如沐春风。当年林语堂曾在杂志《论语》上宣布,给本刊撰稿的作者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都是因为胡适的朋友、或者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在《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这样回忆在胡适门下五年的感受。罗尔纲家境贫寒,最初到胡适家是担任抄写员。每次有客人来拜访,胡适总不忘向客人介绍罗尔纲,“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胡适对学生的体贴之心,让罗尔纲每念及此都“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不仅如此,胡适跟贩夫走卒也能做朋友。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写信向胡适请教君主制和民主制的优劣,胡适不仅回了信,还跟这个小贩成为朋友。这个小贩经常到胡适办公室去看他。就如同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时,学生随时可以到办公室找他——他办公室大门对所有人开放。(文/谭山山)




傅雷 具有东方教养的西化君子



    《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译著以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所呈现的傅雷,是一个喝咖啡、抽雪茄的西方绅士;而《傅雷家书》所呈现的傅雷,则是一个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君子。

    他这样写道:“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的harmony。”

    harmony有和谐、圆融之意,而和谐,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里所讲的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会痛苦。所以傅雷说,“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而东方人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因为忘我所以能合一”。

    傅聪7岁学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几何这几门课请家教来教,语文课则由他亲自来教:“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而在对中国画家的臧否中,可见傅雷为人的率直,比如他评张大千:“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他自己创作时,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白阳、青藤、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风,激浊扬清、正义直指。 (文/谭山山)




周有光 有社会责任感的老派君子



    这是一位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老人,2015年1月13日,他刚刚度过109岁生日。周老这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50岁以前他是个银行家;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是“汉语拼音之父”(其实他不希望别人这么称呼他);85岁以后直至现在,他是启蒙思想家,笔耕不辍,《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在他100、104、105岁时面世。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的《尾声》篇中,周有光这样评价自己。

    学者张森根认为,周有光的第三段人生,甚至比第二段人生还了不起。张森根用三句话来概括周有光:第一句,他是说真话的大师。说真话不容易,但中国现在奇怪的是,老一代人比年轻人更敢讲真话。第二句,他不讲主义,只讲规律,是研究规律的大师。第三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批评精神。他提倡“不怕错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接受批评才能进步。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写的文章称为“狗屁文章”,顶多算杂文,看完就可以扔了。而且他就喜欢看别人骂他的话,其子周晓平回忆说,“骂人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正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周老最让我惊奇的不是他的高龄,而是他在一百岁之后却拥有两样最难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质朴的内心;二是清醒的头脑。” (文/谭山山)




杨绛 低调内敛的隐士君子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杨绛先生早年翻译的兰德的诗,也可以说是她对自己这漫长一生的自况。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和钱钟书同时供职于中国社科院(被戏称为“翰林院”)开始,杨绛就一直以低姿态处世。她在“翰林院”的后辈柳鸣九回忆道:“在公众场合,季康先生从来是低姿态的,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谦逊的微笑,像是在每一秒钟对每一个人都表示着她尊重对方,与人无争、谦虚礼让的善意,她对人不仅是彬彬有礼、和霭可亲,而且有时近乎谦恭。”

    但杨绛并非一味低姿态。“文革”中,钱钟书被人写大字报污蔑,夫妇俩当天晚上打着手电贴出反驳的小字报,而在批斗会上,杨绛揽下了所有责任:“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她的学生董衡巽评价她:“杨先生这个人,没事,绝不去惹事;有事,也绝不怕事。”

    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当时杨绛已87岁。“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本来大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她却开始了整理钱钟书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的工作,使《钱锺书手稿集》得以出版;同时笔耕不辍,不仅写出《我们仨》、《洗澡之后》等作品,还选了非常难译的柏拉图的《斐多篇》来翻译,“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她最大的困扰就是,打扰太多,尤其是电话,“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她说谢谢大家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她是我们时代的隐士。 (文/谭山山)




钟南山 不唯书、不唯上、不畏直言的医者



    他是中国抗击非典的“大功臣”,是敢“放炮”的人大代表,是一心呵护公众健康的守护神。

    2003年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和两度对科学和真相的坚守,让中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

    他葆有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胆识,坚持真理,敢于质疑,敢于追问,发出不同的声音,提出不同的判断。在“非典”初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非凡的勇气质疑权威机构发布的不实消息,维护了科学尊严,赢得了国人敬重。抗击SARS疫情时,他有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带领团队率先投入战斗,主动要求收治危重SARS患者,积极倡导国际大协作,创建“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合理治疗并发症”的方法治疗危重SARS患者,获得了96.2%的国际最高存活率。

    他说:“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如果说非典成就了我钟南山,我宁愿没发生那场灾难……”
    他做人大代表和委员,敢讲真话,敢放炮,敢为民作主,他既是医疗界的“深喉”,又是议政界的“人民代表”。他敢炮轰“歌德式”的开会现象:“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敢于当面质问国家药监局局长一年批一万多种新药的弊病。敢于公开联名呼吁禁烟。敢于质疑H1N1甲型流感瞒报……从医疗乱相到食品安全,他都能刚正不阿地直陈厉害,屡屡“高调问政”,频频出头当“炮王”,有人说他爱作秀,其实他是真言敢言的公共利益的“发言人”。 (文/何驰) 




李安 温和并坚定实现理想的谦谦君子



    如果把李安的故事比喻成一部电影,片名应该叫什么?有人说,叫“纯真的力量”;有人则说,叫“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其实都对。李安曾表示,成长的痛苦即是纯真的丧失,对纯真的怀念是一种不能丧失的情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男主角苏拉·沙玛在拍摄期间过18岁生日时,李安这样教导他:“人生有好就有坏,但你只要做自己就好。不要被任何事影响,也不要让自己变。”这也是李安一直坚守的信条:不管生存在何种环境和背景下,一定要保有纯真,这样就能保持内心的平衡。因此有台湾媒体认为,“他的奇特,就是他的纯真”。

    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李安,总是那么谦和。受到称颂时,他脸上总是挂着羞涩腼腆的微笑,似乎不知所措。比如被问到创作电影的深意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不自觉摸着头,回一句:“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难怪美国一个电影专栏将李安称为“世界上最不酷的伟大导演”。

    而“谦谦君子”,是家人(如弟弟李岗)、合作者(如周润发)、观众对李安的共识。李岗说李安做电影如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他很真诚,对自己的电影非常诚恳。替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基本态度是一定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胡乱用投资人的钱,而现在的一些导演只管自己拍摄开心,不管别人死活。”

    李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讲诚信,现在台湾很多女明星说哪怕露点也愿意上他的电影,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作品与做人做事的信任。”所以李岗用《论语》里这句话来概括兄长的君子之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一方面纯真好奇,一方面通达世事,李安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纯真的少年和一个从容的智者。 (文/谭山山)




陈坤 有赤子之心的心灵行者



    他是演员也是一名心灵行者。
    
    2011年,陈坤和他发起的“行走的力量”公益活动,获得《新周刊》2011中国年度新锐榜“推委会特别大奖”,评语是:“出道12年,因外形被认知,凭演技被认可,以绯闻绝缘体姿态跻身一线;名满天下,依旧拥有赤子之心,爱演戏,更爱公益,以‘行走的力量’开辟人生新篇。他给喧嚣的娱乐圈带来清新之气,让偶像概念更具深度,自己也成为明星公益的新标杆。”

    “行走的力量”是陈坤创立的心灵建设类的公益项目。旨在号召人们通过最简单和最本能的方式,在行走中安静下来,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获取正面的内心能量。

    从2011年至今,陈坤行走四年,从西藏、青海、喜马拉雅,到敦煌,历时1465天,参与454人,徒步565公里,最高海拔5349米,温差-18℃—43℃,他发现人们最大的困难是保持初心。

    对于陈坤来说,每一次艰难的行走,都是一次短暂的修行,回到城市,他发现“很多东西比以前更有勇气去尝试,成跟败、顺利不顺利在我心中的界限和框架越来越少。心打开后,你会发现世界没那么大,情绪没那么大,烦恼没那么大,人也没有那么大”。

    起初,陈坤给自己的处女作《突然就走到了西藏》取名《丑陋的陈坤》,他把曾经受过的痛苦屈辱秘密以及羞愧都告诉别人,“真实的丑陋远比打扮的反要美丽一千万倍”。 




高仓健 谦谦有礼的东方君子



    他是令人心生敬仰的伟大演员,是男人中的男人。

    他死于83岁,但死讯延迟一周才发布,等葬礼和周忌都结束后,才告诉大家:他走了。张艺谋钦佩他的那种“士”的精神,即便在他去世时也有体现,那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高仓健曾一度是中国人眼中的男神,你能在他的身上想起所有形容男性美的词:伟岸、坚毅、冷峻、隐忍、敏捷、沉着、寡言、勇敢、善良、责任、柔情、有礼。

    张艺谋回忆高仓健时评价:他是一位古代的谦谦君子,“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体现……默默为你***,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我很景仰他。”士的精神表现在拍《千里走单骑》时,他收工看到导演和工作人员还在工作,便在山地拐角处默默站了3个小时,等人都走时,远远鞠躬。一位民工给他打了3天伞,他为表感谢直接摘下几万元的手表送给他。

    张艺谋执导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高仓健一人冒雪驱车数小时去东京郊区寺庙祈福,还专程飞到北京送来一把宝刀。高仓健大孝,几十年来,他无论去哪儿都带着母亲的照片供起来。“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不是做给你看。”

    高仓健看上去是硬汉,却充满柔情,凡是与高仓健一起共事过的人,说起高仓健时,人人都怀念他的周到有礼、体贴细腻。“尽管是电影界毫无疑问的权威,但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诚挚的态度充满魅力。”影评人川内天子说。

    墓地管理人说,高仓健每年都会给他前妻扫墓。高仓健沉静寡言,但言行中透露的谦虚、温和、善良比剧中任何一个形象都更有魅力,让人钦服。

    有观众问: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像你那样的男人?他说:能遇到一些好人就可以。再问: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答:当触摸到人的善意和温情的时候。(文/何驰)




比尔·盖茨 最具慈善精神的世界首富



    他是哈佛大学最成功的辍学生,是世界首富兼最大慈善家,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受钦佩的人”。

    他凭借将微软打造成软件帝国而成为世界首富,他对计算机和软件的理念,改变了整个世界,如今,他从一个商人化身慈善家,成为拯救世界的“蝙蝠侠”。

    他的父母都是热心肠的慈善家,他和妻子也将余生精力用于2000年成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解决全球极度贫困问题,与各种疾病根源做斗争:疟疾,轮状病毒,艾滋病。他还积极投身于科技进步,凭借自身的财富、影响力和智慧,推动农业、银行业、教育、卫生设施、非碳能源以及可以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的地球工程学等相当宽泛的一系列领域加速创新步伐。

    他奔走世界各地***演讲,从政界和商界那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为贫困地区提供实用发明:新型马桶、手动曲柄牛奶巴氏消毒器、储存冰冻疫苗的超高效瓶,激光灭蚊器、水凝胶超薄避孕套、能将粪便净化为直饮水的净水装置……

    他和沃伦·巴菲特签订“巴比捐款誓言”,承诺将把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并说服更多的亿万富豪放弃个人财富,投身慈善事业。截至2012年,他已捐献资产净值的48%,约合280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其中最大的慈善之举是致力于消除疟疾和治愈小儿麻痹症,挽救了超过500万人的生命。

    他在最新的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还要再做20年慈善。他不喜欢招摇过市,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打桥牌,“我有漂亮的办公室,还有漂亮的家……我并不排斥好东西,我只是恰巧没有奢侈的爱好。”“消除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目标。世界上最衣食无忧的人是否应该了解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们的生活?”(文/何驰) 




费德勒:家庭事业双优秀的网坛君子



    网球选手柳比西奇曾感概:“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杀入决赛,然后输给一个叫罗杰?费德勒的人。”

    罗杰?费德勒,瑞士人,网球运动员,现世界排名第二。有人说,上帝一定是费德勒的球迷。在给予他金钱、冠军、爱情的同时,甚至连双胞胎都赐给他两对。

    虽已缓慢走下巅峰,但33岁的他依然令每一个对手恐惧、折服与敬仰。他拥有史上最好的正手,最潇洒华丽的单反,最经济实用的脚步以及最无人匹敌的职业生涯。费德勒拥有ATP史上最长连续单打世界第一周数(237周),17座大满贯男子单打冠军,男单决赛连胜最长纪录(24场),都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记录。

    早在盛年,他就已经被认为是网球史上之GOAT(Greatest Of All Times),甚至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运动员的有力竞争者。就像篮球界的迈克尔?乔丹,高尔夫界的泰格?伍兹一样,他是个活着的传奇。

    或许,将来他的一系列记录将会被后来者超越,但难以超越的,却是他优雅精湛、赏心悦目的君子球风。费德勒是全面型球员的代表,被公认为能适应任何场地、任何比赛、任何节奏、任何类型对手的球员。他的身体状态好得惊人;球艺就是新版教科书,纯净到一尘不染;精神状态也处在巅峰。在超越桑普拉斯成为网坛第一人之后,费德勒开始享受网球,进入到了艺术创作的境界,有人称他为“网坛达芬奇”。

    网球之外,费德勒生活中也是谦谦君子,他精通三种语言(德、法、英),性格随和,和几乎所有对手都是好朋友。他的家庭生活更是人生赢家的典范,同样曾做过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贤妻米尔卡,是事业好拍档与生活好伴侣。

    更难得的是,米尔卡更接连为费家诞下两对双胞胎。在感叹上天如此厚爱这个男人的同时,有人不禁开始畅想若干年后的某届大满贯上:“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冠军全部被费家摘走的奇景。四位长相酷似的男女选手先后捧起了五尊奖杯,他们全部都叫费德勒!” (文/朱坤)



由Admin于周六 四月 04, 2015 8:27 pm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总共编辑了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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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2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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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谈君子


<<新周刊>>第437期



在已经修炼成为君子的他们眼中,君子的成长需要些什么?在于丹这里,君子的意义就是终生的精神成长;在熊培云眼中,君子人格是一个美学概念;在朱大可的认知里,与其做一个古典式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余世存则认为,要努力守住我们自己的那点东西,守住良知、尊严和权利。而自认为是“小人”的窦文涛,则将君子定义成为道德的上限——怎么能拿上限去要求所有人呢?“但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君子的理想,我们会沉沦得更厉害,自私得更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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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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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


君子的意义就是终生的精神成长


文/采访/胡赳赳
<<新周刊>>第437期








仪礼(官礼)、俗礼(民礼)、物礼(礼物)从三个层面上渐渐随着时代更替,而有所不同。但“礼从心起”、“由礼表心”、“尽礼即尽心”的象征意味则从来未变过。



    何谓君子?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理想化人格的表征。君子提供了一种做人的“范式”,在这种理想化人格的辉映下,君子成为一种完善的人的特指。也就是说,当人进化到一种“理想的人格”时,便称其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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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这样理解“君子”:“由于他能够自省,所以在行为上可以自律,由于他会自律,所以他拥有自尊,由于他的自尊拥有得比别人多,所以他在世道中有更多的自由。”

    于丹认为:中国的君子实际上是一种解构的“状态描述”,我们唯一清晰的就是它一定以“修己”作为一个逻辑起点。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首要的是“德行”。既便一个人可以身无分文、家徒四壁,仍然可以像陶渊明所说“君子披褐而怀玉”。

    德行是衡量君子的首要标准,故《论语》中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大学》第十章中则有引申:“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这些告诫,皆是让人不要舍本求末,要做君子,勿做小人。如荀子言:“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周易》则千古不易地说:“君子以厚德载物。”

    及至当代,茅于轼先生曾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将之归纳为四象限:损己利人、损人利己、损人损己、利人利己。他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人的可悲之处是能匪夷所思的去做“损人不利己”之事。于是就变成“小人之德草”了。

    人和人的关系除了上升到“成人之美”的“美学”思想之外,还有人和大众的关系。对此,孔子也是论述甚多。虽然千古变迁,但人追求成为理想化人格的德性未变。他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句话需要翻译一下:君子对每个人都很好,但不拉帮结派,搞朋党;小人则喜欢拉帮结派搞朋党,难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怕学生不理解,孔子又补充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他对此有严厉地规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样一对比,今人可能都在“比而不周”了。大到君主,搞一个国家,设疆立界,也是“比而不周”。国家主义的至上,也是小人之德的。可见,“小人”、“君子”、“大人”等等说法,皆是“相对”而言。若有一个绝对的“君子”存在,则必是内里所发出“仁”的光芒来,因此而超凡入圣,进入圣贤之流。

    于是,在气慨上,在言貌行为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喜怒不显于色,不显于色的原因是内心平静,“喜怒哀怒未发谓之中”,内心调柔,故波澜不惊。于是孔子在《论语》中形容:“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而于丹则更看重“君子”的“零门槛”。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君子的这种人格,是一种零门槛。”

    “它是由内而外,找到人跟天地,跟自然永恒合一,并且以自己的道德激发起人性跟是非判断的基本满足。”
于丹认为,“君子”和“士”是两个阶层,“士”有门槛的,“士”是受过教育,有操守,有更大的信仰和担当的一批人。“士”以后是要去做“大夫”的,他们是家国天下的一批人。

    于丹说:“君子文化”和“士文化”构成了理想人格中“初级班”和“高级班”这两个层次。“士文化”是有门槛的,“君子文化”是零门槛的。某种意义上,君子文化,是在中国只有皇权但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养成过程中替代了宗教的,它完成了一种由道德自律到唤醒尊严的一条路。宗教是由外而内的一种约束和救赎,而君子是由内而外的一种修养和尊严的唤醒。


中庸不是我们所误解的“折中主义”,搞“平衡”。中庸的全指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于丹教授说:“即使走到21世纪,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里边特别分配不好的,就是多元角色的平衡。”她解释说,第一、我们都有社会角色,得安身立命;第二、我们都有个伦理角色,这是自然属性;第三、现在还都有个自我角色,得意识到你个人人格的成长。我们怎样去平衡这三者?于丹说:当现代人以一种妄想和贪婪,给这三个角色不断锦上添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圣人无非告诉你雪中送炭——职业角色就一个“忠”字;伦理角色就一个“信”字;个人成长就一个“习”字。

    《礼记》说:君子是中庸的,小人则反中庸。中庸不是我们所误解的“折中主义”,搞“平衡”。中庸的全指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上有个“极高明”,然后才是“道中庸”。勉强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解释,“极高明”就是“随心所欲”,“道中庸”就是“不逾矩”。所以,中庸的全指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个极高的境界。或许,庄子的逍遥游描述地便是这等境地。

    在君子的自律之后,确定了与己、与人、与大众的关系与规范之后,又有哪些方式去“待人接物、洒扫庭除”呢?这便涉及到“君子”与“礼”的关系了。

    古之“礼”是指周礼,也就是从殷商文化过渡之后的周礼传统,它代表着中国人的伦理秩序。那时以礼治天下,德风浩荡,后来世道渐乱,王霸相杂,百家皆出,加之统治思想日重,“礼”也由“天人合一”之礼变成了统治术的“国礼”,渐渐变成日用其间的民俗之礼。

    仪礼(官礼)、俗礼(民礼)、物礼(礼物)从三个层面上渐渐随着时代更替,而有所不同。但“礼从心起”、“由礼表心”、“尽礼即尽心”的象征意味则从来未变过。

    《左传》言:“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无礼无以立”是《左传》反复强调的。“礼”是表明心迹的外在形式,通过“礼”的传递、带动、教化,人们的德性、教养和心灵得到升华。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一个“和为贵”,说出了“礼”的本质。行为上的“敬”、“让”、“给”,构成了个人之“礼”,也由之达成了人间之“和”。这便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金科玉律:“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

    而很难理解的是“君子不器”这句话了,孔子说完,未作更多解释。难道是“君子不成器”吗?非也。大略可以理解为君子不能为器物所拘的意思。君子不能仅仅成为一个“技术知识分子”或“官僚知识分子”,若沉溺其中,便成器了,和工具没什么区别。

    荀子还发展了君子面临逆境时,如何知耻而后勇的行为方式,他说:“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这一段话犹须现代人好生铭记,因为现代人往往在几个方面栽跟斗,伤脑筋。前人已经给出答案了,后人还在为问题绞尽脑汁,岂不可笑。

    荀子的意思是说:君子之耻,耻在自己不修,不耻别人诬陷;耻在自己失信,不耻别人不信;耻在自己无能,不耻别人不用。

    于丹教授说:“我还是相信君子文化,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这三件事完成了个人修养、伦理建构、家国天下这三个阶段。它中间不断层,因为它坚定不移地以一个词作为发轫,那就是‘修己’。所以在今天君子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终生的精神成长。”[/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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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


我不是君子,我就是小人


文/采访/陈婷婷
<<新周刊>>第437期







在窦文涛眼里,君子是道德的上限——怎么能拿上限去要求所有人呢?“但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君子的理想,我们会沉沦得更厉害,自私得更黑暗。”



    今天的中国还有君子吗?对于这个问题,窦文涛很谨慎。“孔子聊君子有多少条定义?我模糊觉得君子好像就是言行一致的正派人吧。”在他看来,“君子”这个词太过标签化,太容易把一个人盖棺论定。“要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君子呢?我觉得很难说清楚。”

    窦文涛在看《地藏菩萨本愿经》时,学到一个词:性识无定。在这本佛经中,释迦牟尼的母亲问地藏菩萨,为什么这么多人老下地狱?人类痛苦的根源在哪里?地藏菩萨回答:性识无定。这四个字让窦文涛深有感触。“最麻烦的就是你五分钟前和五分钟后的想法都不一样,我说你伟大,第二天你可能就犯错误。我们这个物种的特质就是性识无定,老改变,这很麻烦。”

    按照孔子的标准,君子“仁义礼智信”,只有君子才能一以贯之。而窦文涛觉得,所谓君子,就是有也是人口中的极少数。“中国有句古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更高的道德要求是属于更高的阶层划分,比如贵族,那就是你在道德上需要最高分,但是小老百姓容许你自私自利,在道德为人上是相对宽容的。或者拿世俗一个人来说,他身上也会有君子的成分,但所占百分比也是极少数。”

    在窦文涛眼里,君子是道德的上限。怎么能拿上限去要求所有人呢?他举学雷锋的例子,谈***的诗“六亿神州尽舜尧”——全中国如果都是尧舜,满大街都是圣人,“这个不但做不到,而且也是蛮恐怖的。”况且,“如果个个都是君子,这个世界未免太简单了。”

    因此,他忌讳把人简单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好人和坏人。“我们太喜欢贴标签了,这是一个标签的社会。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失望?因为你老贴标签。但是标签是死的,人是活的。一转念之间,他明天可以选择做个魔鬼;一转念之间,他后天又可以去做个天使。”

    在这个意义上,窦文涛的态度是:与其讲礼仪之邦,不如讲现代文明。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礼仪问题,更多是现代国家的文明建设和公民素养问题。况且,现在的中国真的道德崩溃了吗?他引用南宋人吕祖谦的一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查。”——对当今社会道德状况的判断,需要更深入的了解,得出结论时还应更谨慎。


“君子是内心的喜悦,自我的需要,成长的需要,修行的需要,是利己的。根本不必在乎别人认为你是什么。”


    窦文涛注意到,春晚的主持人说话都很大声。“因为我们的活动经常是嘈杂的,我们的环境经常不是安静的。西方人说话用喉音,但中国就是气从丹田,大嗓门。”他在香港的日本料理店吃饭,也看到隔壁桌来自大陆北方的客人旁若无人地大声吃喝,仿佛意识不到别人的存在。

    “当时我觉得这可真是让人讨厌啊,但是这玩意儿他们能明白吗?”

    多读书。窦文涛这么建议。他欣赏过去蔡元培先生的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就像一个人如果特别爱艺术,如果懂得一些审美,恐怕就不会在博物馆里大声喧哗,而是会被名作深深吸引,甚至很多伟大的作品本身就散发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

    任何对群众、对外人发出的道德号召,都让窦文涛觉得看不懂、很难表态——道德更应该是个人的事。“我觉得道德这件事用来谴责别人的时候就变得很可疑了,但是用来检查自己我觉得是很管用的。说到底,道德不是为了让你得到什么好处。”

    他举了一个李敖举过的例子: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碰见一个乞丐,男的给了乞丐一百块钱,但这无法说明他是个好人,可能他只不过是为了在女朋友面前显示自己人很好。“动机该怎么分辨呢?你无法分辨,但是无法分辨也可以评价。能够乐善好施当然是好的,这件事是好的,但这个人很难说。”

    这让窦文涛觉得,所谓道德、君子,更多关乎内心——看你自己是否正心诚意。

    “说到底,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君子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他是君子他才值得去做君子的,道德也不是为了让人知道他有道德才去做道德的,而是这两件事本身就是内心的喜悦,自我的需要,成长的需要,修行的需要,是利己的。我觉得根本不必在乎别人认为你是什么。”

    正如他从来不认为世界上存在所谓好的主持人或好的作家,只存在一个主持人主持了某一次好的节目,和一个作家写了某一部好的作品。他喜欢说,只有事,没有人,作品重要,人不重要——真理也可以从一个坏蛋的嘴里说出来。


“我不但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君子,我觉得我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小人。”


    窦文涛坦言,他从不把自己当君子。在对外的场合,嬉笑怒骂间,他倾向于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小人——自私自利、不靠谱。

    “我有一种羞耻感,我愿意把我自己说得比实际上更差一点,这样我不活得自在一点吗?如果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君子的话,我会觉得很危险。因为一旦被揭穿,一旦暴露了,那你不就很惨了吗?”他把这称作自己的“表演人格”。

    你也能看到他身上的“自省人格”。窦文涛承认,自己在做出大部分人生选择的时候,自私冷漠仍然占据了第一位,他做出的还是小人的选择——这让他“经常在后悔当中度过”。在表演人格和自省人格的互动之间,窦文涛把自己划出了君子一列。

    最近一件让他感到后悔的事,是他没有应邀去吴清源先生百岁生日的现场做主持。当时的他因为特别忙又怕烦,“干脆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把这事儿忘了,对不起吴老,也得罪了朋友。”吴清源先生去世后,窦文涛说不出的后悔。之后,或许是为了弥补,他在《锵锵三人行》里一连做了好几期关于吴清源的节目。

    在窦文涛心中,吴清源应该算君子。他回忆,吴清源先生下棋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斗志了,就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如果觉得自己遭到挫折,心情低落了,就背诵白居易的《对酒五首》:“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对这样的君子境界,窦文涛说,也许真的有所谓智慧的种子存在于四书五经当中。只有有心人、有缘人,才能把智慧的种子发扬光大。

    正如窦文涛觉得君子精神大概也包括舍生取义,舍己为人。每次做出一个自私的选择,他都会后悔,会羞耻,“但这些后悔和羞耻好像会在我心里积累起一种向善的力量,帮助我把自己的欲望压一压。”

    但是到头来,不管怎么做,人还是不可能不自私。“我想我这辈子基本上还是一个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很可悲啊。”窦文涛自嘲,“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君子的理想,我们会沉沦得更厉害,自私得更黑暗。有了这么一个理想,或许情况多少能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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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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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
熊培云


君子人格是一个美学概念


文/采访/张丁歌
<<新周刊>>第437期
                              







“我眼中的君子,是有一定学识,有美的追求且明辨是非的;他对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生活有担当。他必须是坚定的,为了心中之美,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品格。”
 



    在熊培云眼中,君子这个词,比较古老。在古代有大家都知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天大家说起君子,可能会直观简单地理解为是一个温文尔雅,比较有修为的人。谦谦君子和一些粗鄙化的人群是分开的。熊培云认为,君子是对自己的人生、对世界的美好都有一定担当的人,有责任心,明辨是非,这是他对君子的初步理解。


“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熊培云最赏识的君子是宋教仁:“我曾读过他的传记,也了解民国时期他的一些努力。多年前,我曾在日记本中写下过十六个字,以表达我对宋教仁的怀念之情: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很巧,正好其中也有君子一词。宋教仁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推动中国的议会制。虽然很不幸,最终没有做成,但他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君子。”

    说到君子,熊培云就想起了中国那句老话:君子动口不动手。虽然是一句俗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君子概念的精华。“我们说君子要担当,它更多是在思想、人格上面的担当。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就是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奥里维。他是我想象中或者说追求的一种典型的君子形象。”

    奥里维是克里斯朵夫的朋友,在克里斯朵夫告别狂躁、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他满足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意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他对胜利漠然视之。

    说到奥里维,熊培云又本能地想起了胡适:“我在更早的时候,也专门拿出时间通读了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后,便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地敌人,在一切地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


    在熊培云看来,什么时代君子多,很难判断。“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追求良知美善的时代,可能比相对蛮荒的时代,君子会多一些。但是我想,我们讴歌的一些君子,就像宋教仁、胡适,可能更会在一个转型时代凸显出来。如果很多人不去担当,有人来做担当的事情,便会成为英雄,成为君子,为大家所歌颂。”

    所谓君子,重德行,归根到底是灵魂上的事情。他们有一种道德自觉,有敬畏心,相信道德与重感。就像康德说的,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会增加虔诚与信仰: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要问君子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有自由的思想,有独立的人格,有对自己人生和周遭世界的担当。当然也包括他不是暴力的使用者,更多的是思想之君,有德行,并明辨是非。”

    君子人格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但是在今天中国,道德力量常常会被贬低。当一个人从道德上来讲一些事情,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所以有的人自甘堕落,会说一些自损人格的话。熊培云记得,在因一些公共话题进行网上辩论时,有人会说,你占领道德高地!“我说,我没有占领道德高地,现在中国也不流行占领道德高地。更多的时候,人们是占领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因为经常去国外参加一些学术活动,熊培云会有一种感觉,有些人做事情或思考分析问题,都非常认真:“我想这种认真也属于礼的范畴吧。有一定的社会秩序,有各在其位的担当,有一种郑重其事。坦白说,在中国很多场合,看到不是郑重其事,而是漫不经心,或是解构、赏玩一切。”


君子人格是一个美学概念。


    熊培云认为君子人格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其实整体来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公民人格的概念,我更喜欢君子的概念。君子概念,更多是一个人的概念,是一个人面向自己,内视的状态,他对自己有一个期许。要活成什么样,对自己是不是满意,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传统。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在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而君子人格,说到底,它是一个美学概念,一个觉得自己这样生活是不是美的。公民则更多是一个权利的概念,一个责任的概念。君子更接近人的本质。”

    熊培云记得戴季陶在《日本论》中专门谈到的两点:“日本人之所以比较强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信仰力,当然这个信仰之说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人是盲信。另一个,是他们有美的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那么他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除了信仰生活之外,‘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

    熊培云认为,这段话对现在的中国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活得不舒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整体上来说,大家失去了美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失去了美的能力,实际上也就失去了道德的能力,没有是非的观念。如果这些都丧失了,我们怎么能期望一个国家有所谓的君子风范呢。”

    写过《昨日的世界》的茨威格也是一个崇美崇德行的君子。他流亡巴西最后自杀,那种巨大的失望不只是因为将来欧洲走不出战争的泥潭,走不出极权主义,还因为他从审美上彻底厌倦了。他希望能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他不想看到他的故乡沦落成那个样子。


君子之风应成为一种社会风貌。


    去年,熊培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去体味了戴季陶所说的“美的能力和教育”。“日本社会非常有秩序,文明,懂礼貌,有敬畏心。小孩子很小就接受关于修为和美的教育。举个简单直观的例子,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每年有数以亿计的钱,都是丢了钱包找回的款项。‘路不拾遗’就是这样的社会风貌。”

    君子人格既是美学修养,也是道德自觉。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道德,一个自称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有无数道德君子的国家,为什么会面临道德信任危机?中国人失去道德能力了吗?

    在熊培云这里,有关道德最尖锐的批评,是纪伯伦写过,道德有时不过是失利者的良心发现。“他讲了个故事,有天晚上,一个人趁夜色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了个西瓜,回家打开一看,是个生瓜。纪伯伦说,接下来奇迹发生了:这个偷瓜贼突然良心发现,为自己偷了西瓜而悔恨不已。”
   
    “我想,更多的人反对的,是虚情假意的道德,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偷梁换柱,而非那些能够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可被视为‘秩序之母’的真道德。这是真君子该具备的德行。”

    熊培云所认为的“真君子”,是有一定学识,有美的追求和明辨是非的;是对自己的人生和周遭的生活有一定担当的。是和平而非暴力的。他必须是坚定的,为了心中之美,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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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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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
朱大可


与其做一个古典式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


文/采访/张丁歌
<<新周刊>>第437期








在今天,与其做一个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因为后者的标准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

 
    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的问题,是先要解决基本的做人问题,也就是确立人类价值的共同底线,而后再来谈论本土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否则,就只能陷入沙上建屋的困境。“比如说,在没有建立博爱和人人平等、彼此尊重对方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大搞所谓孝道,甚至进行集体磕头的公开表演,结果只能沦为道德笑话。在今天,与其做一个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因为后者的标准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


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朱大可曾研究过甲骨文中“君”的形象:“是器皿上有一只手握着杵棒,其原始语义不详,可能是用粮食加工的过程,来喻指精神的营造。”

    朱大可说,在中国话语史上,君子最初是对王者的政治称谓。而在孔子那里变成了道德称谓,《论语》里,“君子”变成了“成德之人”。“在儒生的眼中,君子是其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应当符合‘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在现代人眼里,孔夫子无疑是‘君子’的代表,从《论语》的训诫里可以推测,他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其他著名的儒家君子,比较容易联想的,还应当包括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和亚圣孟子。”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君子”是一个由儒家垄断并授予的桂冠。

    中古时期,君子的含义又一次扩大到对所有成年男性的社会称谓。新文化运动鄙视儒家,也不屑于拥抱传统的君子,所以在这场运动之后,“君子”或“君”的叫法,就被“先生”代替了。而到了1949年之后,“先生”又被“同志”代替。这就是关于“君子”语词和语义变化的基本线索。

    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君子风度”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


    朱大可不太喜欢使用“君子”这个语词,这不仅是因为它为儒生专用,其他人无权冒领这项荣誉。而且是因为,我们被太多的伪君子所欺骗,以致谈论它会心有余悸。他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的观点就是,中国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叠加,而流氓是最喜欢盗用君子名号的。

    当然,我们不妨可以把正直的人翻译成“君子”,以此来称呼那些品行端正的现代公民。

    朱大可所指的“流氓”,只是指身份丧失者,而不是道德丧失者,所以它无法跟“君子”构成对位。在现代语境下,跟“君子”相对的应该是“小人”。它们才是真正的“原配”。道德一旦高尚,人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所以君子成了“大人”或“贵人”,而人格卑下或见识浅陋的,则沦为“小人”。

    至于“君子风度”,好像跟“君子”还不太一样,它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养也是美德马车上的一个轮子。

    作为一个现代的普通公民,首先要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标准。在做到这个之后,某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群,完全可以用儒家的“君子之德”来展开进一步的自我道德塑造,把普通公民打造成“模范公民”。普通公民人格是基础,而君子人格是升华,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对立,但需要做必要的阐释和对接。只要说明“君子”是“模范公民”的一种古典称谓,我们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它,让它成为新文化新道德的一部。


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


    朱大可在《孤独的大多数》一书中,写过一篇《中国人的礼貌》。那篇旧文在今看来仍然有意义。文中,他对新儒家对礼教的复兴,并不乐观。且对“教养”——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提出自己的价值观要求,也看出带有愤怒的无力感。“西方人用了300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

    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儒家是华夏农业文明的一种文化产物。旧文明衰败之后,中国全盘接受和克隆了西方工业文明。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没有传统文化,那么这种克隆的文明就变得毫无特色。传统文化的功能,就是为千篇一律的工业文明,抹上一层独特的本土色彩,并为那些怀旧者提供一个记忆的家园。

    另一方面,既然如此倡导儒学和传统文化,就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我们需要“君子党”。如果党的干部能够率先成为“君子”,成为百姓的道德榜样,那么中国社会的伦理修复,就有了六七分的希望。否则,任何关于“君子”的谈论,就只能是一堆无效的巷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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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回复: 【推荐阅读】中国“礼”专题 于 周六 四月 04, 2015 8: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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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
余世存


真德行在于自洽,君子风应于日常


文/采访/张丁歌
<<新周刊>>第437期








“要努力守住我们自己的那点东西,守住良知,尊严,权利,而且要去赞美那些自由和文明的、善和正义的事务。”    



    余世存认为,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多指那种懂得礼仪的儒士。不纯粹是儒家体系的话,君子承担了人格意义上的荣誉,也指士大夫的贵族精神。“大学为什么叫大学,就是一种君子之道,和小人区别开。小人不是指道德低下的人,是指庶民,百姓。相较而言,小人是指为日常生活而活的,而君子是为国家而活。”


在中国,君子的衰落,原因在于君子文化的衰败。


    君子传统,最厉害的还是在先秦,春秋时代到了尾声。用一个比喻,这是历史舞台上最后一次盛大的演出。那些有高贵精神的人,对自己人格有期许的,都在春秋的大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所以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君子。后来不是说没有君子了,而是说,比起科举制带来的这种官本位影响来说,就更加个人化,小圈子化,不再成为一个社会的传统。

    余世存认为,在中国,君子的衰落,原因在于君子文化的衰败。也是因为行政体系出现了一个变化,楚国和秦国发明了郡县制度,官僚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君子文化传统。比如魏晋风度,也是有很多君子元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不是主流,只是在朋友圈里共勉的状态。嵇康一死,他的朋友纷纷投靠主流社会。

    关于君子人格,有一个本质性的界定,就是要独立于官本位传统。姜太公当年帮武王推翻商朝后,来齐国当将军。他到齐国后,发现有几个读书人不听招呼,也不愿意朝见他,就把这些隐居的贤士杀掉了。就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我们不需要君主恩赐的名誉,也不需要君主奖赏的爵禄。我们不愿做官,只想自食其力。”这其实是一种君子心态。当时姜太公杀贤事件,对君子文化有致命性的打击。

    余世存觉得,我们今天说起一些学者,说起教授,说起这种等级的时候,还是有这种官本位的色彩,很少涉及人格的自尊,人的尊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其实今天谈及君子,本能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世道里能不能从官本位里走出来,活出带有君子人格的人生。”


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公民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在王权面前不低头。


    在余世存看来,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或者用现代语言讲,是一种公民精神。另外,它可以和西方的绅士做一个比较。西方很多贵族,都称得上是君子。他们在王权面前是不低头的,所以西方的这种贵族传统,才能在近代以来,推动王权向自由民主的轨道转变,基本是贵族挟持王权来规定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余世存曾经半开玩笑地讲,过去的圣贤人格就是公民人格:“这种圣贤在西方到处都有。为什么西方这么多,因为他们是公民组成的社会,而我们确实太稀缺了,偶尔君子人格一下,就被小人和百姓视为圣贤。与现在一样,有的人只是做了普通公民做的事情,但因为稀缺,就会被冠以很多光辉。如果这种光辉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当然好。”

    余世存观察到,中国的君子有个特定的含义,讲究读书。而且中国人讲礼仪也好,道理也好,都是要知书识礼:“在我看来,我们有太多的公共知识领域需要知识分子、学者们努力开拓,不然,我们社会就缺少共同的知识背景。君子之风也体现在此,你不能总是自说自话,你要提供背景。学问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光自己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把学问变成真正的学问,不是什么独断的结论、观念、知识,而是精神、心灵、思想的交流,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社会背景。”

    在余世存看来,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跟它的知识阶层相关,二者互为因果。如果这个时代长不大,这个阶层也难长大。如果这个阶层长不大,这个时代也多撒娇、蛮横、小情泛滥,君子稀缺。


真德行在于自洽,君子风应于日常


    余世存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重谈礼的复兴,呼吁君子风格风,很有必要性。但怎么提倡君子之风?“关键是你提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力。像古代人那样穿汉服、读《诗经》,那太教条。复礼,还指如何产生有效的礼仪,其实就是日常的形式感。比如我们见面也好,在家里的生活也好,是有功课要做的。这是过去的君子必不可少的,君子既讲大学之道,也讲小学之道。”

    比如日常的扫地,佛经里说扫地有五大功德,佛门弟子无论大小老少,都要扫地,刮风下雨都要扫,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的。其实这就是扫心净,令自己心清净,他者心清净。另外,也有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应对就是基本的与人相处的礼节、礼仪。为人处事要有分寸感、形式感,这也是君子之礼。进退,则也是说君子要知进退,懂得退场。

    “其实,人的真正的德行在于自洽,即德行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甚至溢出来,温暖照明周围。德行的内在满足即是其报酬,在无知己时也是它唯一的报酬。但在伪劣的社会里,人们会以为德行有价,它是换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世俗名利往往成了衡量德行的尺度。所以,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德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日常里要修炼的。”

    提倡复礼的同时,余世存亦讲求克己。“我们要努力去守住我们自己的那点东西,守住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权利,而且要去礼赞,要去赞美那些自由和文明的、善和正义的事物。”

    余世存曾写过文章,分析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现在回头再看,我会对这句话有个新的修正,应该是:时失而求诸野。孔子或许没有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时失而求诸野’,时间丢失了,生物钟乱了,心就乱了,礼也乱了。我们到乡野农村去,到时间的边缘。都市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前沿地带,反而容易把时间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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