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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
大卫·艾力克 水墨动画片是中国成就最高的电影

文/刘屹
<<新周刊>>第401期





  二十五年前的老报纸,已经变脆发黄。那个年代的中国水墨动画往事,随着世界动画协会前副主席大卫·艾力克(David Ehrlich)的回忆,一一铺陈开来。对大卫而言,那些他挚爱的中国动画,不仅是伟大的杰作,更承载了一代人对困境时代的抗争。

  在1982年国际动画节期间,大卫第一次见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景达(阿达)和《三个和尚》。


《三个和尚》、《小蝌蚪找妈妈》感动了一代人。


  《三个和尚》是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作品,也是大卫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动画。他一遍遍地看这部片子:“第三个和尚像贵族名伶一般拎着衣角下水,三个和尚节拍一致地打嗝……我喜欢他们每一个人。”他被阿达的《三个和尚》这部富有中国传统美感的影片迷住了。

  大卫与阿达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接下来的一年,两人携手先后在法国和美国佛蒙特州成立了儿童动画工作室,带着孩子们做传统中国特色的片子,比如阿达的《三十六个字》。1984年,阿达去美国看望好友大卫,一并带去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大卫一见钟情,其中就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创作的《小蝌蚪找妈妈》。大卫非常喜欢小蝌蚪的自由与欢乐:“你看那些小主角们,可爱的小脸儿还没长成,仅靠摆动自己的小尾巴,就能在水中翩然起舞,栩栩如生,诚挚如许。”

  “做水墨动画原本是陈毅的想法。”大卫说。1960年,陈毅副总理在参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跟特伟讲,为什么不能让齐白石的画作动起来啊。特伟愣了,这怎么可能实现?水墨画的用笔力道差异有别、浓淡有疏,很难用动画这种形式呈现。但是,副总理都发话了,只能干起来吧!大卫笑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好处。”特伟召集制片厂的同道一起探索。至6个月时,阿达的试验接近成功。数月后他们做出了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惊艳全世界,因为之前没人敢这么做。制片厂对水墨动画制造技术避而不提,日本人一直想要模仿,尝试许久终于放弃。

  当被问及这种制作技术现在是否还是一个秘密,大卫说,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时代变了,现在还有谁在坚守水墨动画?做这种片子花费的精力实在太多了,而且根本没有利润。大卫的一个学生韩国女孩痴迷水墨动画,决心要揭开这个秘密。她找来当年完成《小蝌蚪找妈妈》之前上海制片厂所有的试验资料,用了一年的时间,一帧帧地研究,写成一篇长篇论文,发在美国杂志上。大卫拿给阿达的儿子徐畅(动画导演、教育家)看,徐畅说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但对技术问题不置可否。

  1986年,大卫决定开始创作他的首部国际合作动画影片,于是他请阿达为他介绍一些中国的动画艺术家。一年后,大卫的这部作品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动画短片奖。他原本想与阿达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就在那时,阿达罹患脑卒中,住进了医院。医生认出了阿达,说你不就是做《三个和尚》的那个人吗?阿达微笑着努力说出最后一句话:“是的,但我再也不能挑水了。”1987年1月,大师陨落。


特伟、阿达等人,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大师。


  阿达的父亲曾赴美国密歇根学习金融,母亲原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阿达自己则从5岁起就开始学英文。如此“糟糕的”出身,令他生时荣誉不曾加身。因此,在阿达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妻子才收到一个小红夹,里面是一张通知,意为政府承认了阿达和他的摄影师对水墨动画的贡献。在此前不被承认的年代,特伟一直都确信阿达是卓越的动画制片人,尽力去保护他,支持他与林文肖合拍出《画廊一夜》等影片。

  1988年,第一届上海国际动画节邀请大卫担任初选评委主席。在上海的那三个月,他与很多中国动画艺术家成为了好朋友。大卫回忆起这些老朋友,非常开心。他笑称跟《山水情》的编剧王叔忱老掐架,因为大卫是犹太人,王则信仰伊斯兰教。他说“葫芦娃爸爸”胡进庆那时还是上海迪斯科大赛的冠军呢。在动画节上,大卫看到了特伟的《牧笛》。当时作品虽尚未制作完成,大卫还是觉得美极了。他喜欢水牛游水时,水面黛色的淡淡水波;感动于水牛的纯净与雅致。于是,他把这部影片加入了参选名单中,影片获得了当年动画节大奖,大卫说“实至名归”。后来,他带着这部片子,介绍给美国HBO频道,可每次他们看到特伟的片子时总抱怨说:“节奏实在缓慢,大家会不耐烦换台的。”说到这里,大卫长叹一口气:“我觉得他的影片非常棒,我喜欢他执着的勇气。”

  《山水情》是特伟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大卫说这部片子讲的就是特伟自己,讲了他的隐退心境。2006年法国安锡动画节评出一个世纪以来的一百部动画代表作,这部片子是唯一入围的中国动画;也是中国动画彻底商业化之前的最后一部艺术精品。

  1989年起,政府逐步撤走了对电影制片厂的资助,艺术家们只能自己去找商业赞助,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完全不懂商业运作,只是在国外电影节的展位上站定,然后对着来往行人微笑,但人们只是无所谓地走开。其后两年间,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在那时从厂里离开了,坚守者只剩胡进庆和常光希等人。大卫说他一定要说明一点,中国的一个常规做法是,把集体的功劳归结在导演个人身上。所有特伟因水墨动画获得的荣耀,其后是很多人的巨大付出。

  大卫回想自己198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他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得简单。他觉得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比西方好,老人孩子其乐融融;街上的公交车古老破旧,但人们谦厚礼让,不会像现在一样把你推上车去。“八十年代的美好,它就那么去了,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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